用較低，中國許多留學生大都到巴黎郊區過暑假。
吳克剛在離法前為他介紹了沙倫河畔一個小城沙多一吉裡的熟人。
那邊有一個拉封丹中學，可供他寄宿，還可以有機會學法文。
在他臨去沙城前一天，忽然聽到一個消息，說美國麻省省長迫于世界人民的強大呼聲，不得不把凡宰特、薩珂兩人的刑期推遲一個月。
堯棠看見一家咖啡店門口，人們正在互相握手，慶祝這個消息的到來。
人們相信，新由麻省省長聘請組成的“顧問委員團”三個委員——哈佛大學校長、麻省工藝專門學校校長和一個退職的老法官，他們會給大家帶來希望。
堯棠來到瑪倫河畔的沙城，這是1927年夏天。
這個小城在巴黎東約一百公裡的地方，附近河邊有樹林可以散步。
他住在拉封丹中學裡，環境比較安靜。
他在那邊養病，同時補習法文，還看了很多書，并根據英文本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
八月初的瑪倫河畔，氣候溫暖，天空明朗，有一天，堯棠從樹林裡散步回來，接到凡宰特7月23日寄出的第二封信。
這封信開頭就說：“青年人是人類的希望，”接着他依舊用非常樂觀的筆調談未來，他認為隻要我們不灰心，不絕望，努力前進，變革總有一天會到來。
這封信是麻省省長宣布對他
們的刑期（7月10日）推遲一個月後寫的，而現在新的限期（8月10日）又快到了！
堯棠焦急地等待着從美國來的消息。
但是小城沒有晚報，也沒有人能接到什麼電報，他的周圍隻有幾個一起從巴黎來的同學——學哲學的安徽朋友詹劍峰，曾在巴黎一家工廠從事制圖工作的山西朋友嶽煐，和後來不幸自殺的巴恩波，這些人都是中國留學生，他也無從向他們打聽消息。
他隻能坐在書桌上翻閱舊報紙，讀到美國有一個小說家派蘇司，曾到監獄去訪問凡宰特寫下的文章：
“凡宰特坐在一張凳子上，身體粗大，但精神很平靜。
他有濃密的胡須，微笑時卻不抖動嘴唇。
我向他緻問候之意，他說，他身體很不好，原該更勤苦工作，因要寫的東西太多，每天花三個鐘頭時間讀報、寫信、作文，其餘的時間則在工廠從事制造汽車鐵闆勞動。
他又說，在監獄裡寫東西很困難。
以前在勞動十個鐘頭左右以後還能坐下來寫，很少錯誤，現在不行了，在囚室寫作要一個字一個字的反複修改，因為條件差，心思不集中。
“我們在談到一些教士、牧師攻擊他的宣言時，他說那是因為他是個無神論者，如果現在他去向他們謙卑地說：神父呵，我現在忏悔了，請赦免我吧！那他們便會幫助他的。
……
“凡宰特又說：他拒絕一切寬恕減刑等等的請求。
他本來就是無罪的，為什麼要求寬恕減刑呢？他說話時很安靜，聲音一點也不發抖。
”
這些舊報還登載着法國援救會的兩份電報，一份是給薩珂的：“剛剛讀了你給你小女兒的告别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動了。
人家讀了這封信以後，還能夠殺你嗎？我們愛你，我們懷着希望。
”另一份電報是給凡宰特的：“我們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我們不相信美國就會立在反對的地位。
你們要活着。
你妹妹今晚上船，她應該來得及跟你擁抱，并且替我們吻你。
”
這些報道，堯棠雖然過去讀過，但今天重讀，仍無法使自己的心平靜下來。
他再次找出自己的練習本，在空頁上随着自己的思想匆匆地寫着：
“革命什麼時候才會到來……我實在不能夠再忍耐了。
“……如果殺能夠建立起崇高的理想，帶來人類的幸福，那麼為什麼人類至今還會被囚在一個圈子裡互相吞噬、互相殘殺呢……”
這些當時匆匆寫下來的話，後來都用來寫在《滅亡》的第三章和第二十章上。
8月11日下午，堯棠讀當天巴黎的日報才知道，這兩個意大利無辜者，美國麻省當局又把他們的死刑執行期推遲了二十天。
這些報紙把這條新聞作頭條，有的還以整版篇幅刊登有關這方面的讀者來信、專家言論及各界人士的憤怒抗議書，要求把他們立刻釋放。
有家美國報紙還報道最近一個時期的美國當局的窘相，說他們的國旗在世界任何地方挂起來時，就要派人加以保護，否則就有被撕破的危險。
至于美國駐各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就更不必說了，他們幾乎天天受到群衆的包圍。
堯棠看了這些報道，不覺松了口氣，他以為這兩個他所崇敬的人，他們的生命不緻再受到什麼威脅了。
他不相信美國政府會繼續謀害他們，特别那個哈佛大學的校長，他怎麼能同意自己去充當殺人犯呢？
誰知事情出乎意料，1927年8月22日，波士頓法庭中的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