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書如命、喜打抱不平的客人，他很快成了巴金的朋友。
這就是法國文學的翻譯家馬宗融。
巴金早就從别人的嘴裡聽到過這位高個子的性格，他雖然好發脾氣，心地卻十分善良。
果然，那個晚上，他在樓上索非家中巧遇馬宗融，兩人都是四川人，又都對法國文學非常熟悉，巴金讀過他譯的法國短篇小說，馬宗融也讀過巴金譯的《面包略取》，和剛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滅亡》，幾句話談後，雙方就感覺到意氣相投，話就更多了。
兩人從法國文學談到德國文學，最後又談到《浮士德》。
馬宗融告訴巴金說四川路的上海大戲院正在放映法國影片《浮士德》，自己正想去看，問巴金去不去，巴金點頭，馬宗融就約他第二天晚上在戲院門口等候。
哪知那晚看了影片後，馬宗融又邀巴金到咖啡館喝咖啡。
他的心腸一竿子通到底，把自己心裡想的什麼都談了，終于把自己的秘密也揭開來告訴巴金：他正在戀念着一個朋友的妹妹，那朋友在法國工作，而妹妹卻在四川，是當地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新近來信打聽她哥哥近況，信裡有些話他摸不透，但看來他和她結合有希望，他準備回四川去看她。
他的興奮，更使他對巴金的談話沒完沒了，咖啡館快打烊了，而他還是拉着巴金的臂膀，說時間還早。
巴金為有這樣一個熱情耿直、貌如其心的朋友而高興，他衷心祝願他能得到幸福。
果然不久他回到四川去了。
9月下旬的一個黃昏，他終于帶了那個對象來到寶光裡，這就是七年後寫出《生人妻》那本集子的女作家羅淑。
這本書後來由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編發出版。
羅淑容貌端莊，舉止大方，與馬宗融正是天生的一對。
當時馬宗融帶了羅淑進來，不像先前那樣撒野，大概心裡有了愛情，
倒顯得斯文起來，對着老朋友索非夫婦和巴金，反而有點腼腆。
他說他們來辭行，已買好船票，第二天一早就出發去法國，幫她找在那面工作的哥哥。
他們這一去，五年以後巴金才又見到他們，而且與他們成了莫逆之交。
但是在這五年中，他不曾接到馬宗融一封信，馬是寫信懶人，而巴金又是四海為家，&ldquo一。
二八&rdquo淞滬戰争後，他的地址更是飄忽不定，馬宗融即使要寫信，也要先打聽到他的住址才能把信寄發了。
1930年7月，巴金在接到大哥對他準備寫&ldquo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rdquo的小說《春夢》表示&ldquo歡喜得了不得&rdquo的那封信後，受到很大鼓舞，對自己從事文學創作的信心又有所增強。
去年他曾被《倫理學》後半部的翻譯工作搞得頭昏腦脹，而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寫作的失敗，更增加了他對自己的失望情緒，幸虧後來他又譯克魯泡特金《我的自傳》，和斯捷普尼亞克的特寫集《地下的俄羅斯》，這兩本書熱情的内容與流暢的文筆給了他一些影響，在無形中也提高了他從事創作的興趣。
就在三十年代第一個年頭的七月夜裡，他睡得正香甜，忽然在夢中被什麼聲音驚醒，在黑暗中好像看見一些悲慘的景象，耳邊也有一些哭聲傳來。
他再也無法入睡了，就在燈下寫成了一個短篇小說《洛伯爾先生》。
這篇小說的背景是在兩年前所住的離巴黎約一百多裡路的沙城，這所中學就是他寄住過的那家中學，作品裡的音樂家便是那個中學的音樂教師。
花店裡的那個少女，就是他在生活中看到過的那個見了他們總是微笑着向他們招呼&ldquo早安&rdquo或&ldquo晚安&rdquo的賣花姑娘。
巴金寫完這篇小說，走出房間，到石庫門邊的天井裡呼吸新鮮空氣，那時天色已經黎明，早霞正橫在空中。
他覺得這個剛寫成的短篇，比去年寫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房東太太》要好一些，因為《房東太太》的題材隻是聽着人家講的事情寫成的；而《洛伯爾先生》在他自己生活中卻有影子。
他總是歡喜有着自己生活影子的作品，他對它們有感情。
對中篇小說來說，也是如此。
他愛《滅亡》而不愛《死去的太陽》，他認為《死去的太陽》是他硬寫出來的，那裡面缺乏他自己生活的依據。
因此，他對《小說月報》編者退回他的這個中篇，隻有感激，而沒有半點埋怨情緒。
後來開明書店出版的《死去的太陽》，是經過他作較大修改後才完成的，雖然他仍還對它不很滿意。
這一年下半年，他的創作生活漸漸活躍起來。
在年底前，他一口氣寫了十二個短篇。
但他與外界接觸還是很少。
他總是把寫成的小說交給住在樓上的索非，讓他去聯系刊物的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