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為了裝點自己，而是要描寫一個幼稚而大膽或者有點狂妄的青年的形象。
他後來又細細想想，他寫覺新的形象不單是為了勸告大哥、挽救大哥，而說實在，也在鞭撻自己，因為大哥的性格固然屬于大哥，但從自己身上有時也還是可以找到大哥的影子。
他要把覺新的形象，當作一切與舊思想妥協的人的一面鏡子。
他把第一批原稿送去時很有信心，也終于見到了一次《時報》編輯吳靈緣。
吳靈緣是上海郊區青浦人，當時大概三十剛出頭的年紀，比巴金大三、四歲。
他穿着随便，不修邊幅，在當時是個寫流行小說的才子，還出過一本
新詩集《穿紅衣的女人》。
他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與鄧散木、沈禹鐘、火雪明三人一起當過學徒，和他們是所謂“同出窠兄弟”。
因為他聰穎，工作中很能出新點子，在接替畢倚虹當《時報》文藝編輯後，在版面上有過不少新的貢獻。
當時《時報》的副刊《小時報》雖已取消，但新聞版上的連載小說卻很受人歡迎。
這時候，民國初年的一般言情小說已不大為讀者所喜愛，吳靈緣就想出要接納“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學作品進入這個專欄。
所以《激流》第一天開始連載，他就在版面上刊登啟事，強調作者是“新文壇巨子。
”巴金對這樣的稱号當然有些反感，但他确想把在這裡寫連載小說之事寫信告訴大哥，打算先将第一天刊出的報紙寄去，并附信告訴他已在日夜趕寫原先題目叫作《春夢》的那個長篇，而且已開始在《時報》上連載；并向他解釋為什麼要把《春夢》的題目改稱《激流》。
他想大哥也許能夠理解他的心情。
使巴金震驚的是他的信還來不及寄出，第二天下午卻接到來自故鄉成都老家拍來的一個電報：大哥堯枚服毒自殺了！
萬萬沒有想到聽說巴金要寫“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的小說而表示“歡喜得了不得”的大哥，最後竟然對這部小說連一個字都沒有看到！茫茫世間，人事是多麼難測！巴金把電報捏在手裡，禁不住手指微微發抖，這時他真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啊，為自己愛得最多最深的大哥，你怎麼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線割斷？前年你知道我回國，特地千裡迢迢，從成都老家趕來看我，你對我是多麼關切。
父母去世後，你為了我在大家庭中受了多少閑氣，但你并不怪我，還是在經濟非常拮據的情形中，資助我和三哥離開成都來上海，最後又送我出國。
你是這世上最體貼我也最能諒解我的人，我卻對你的處境如此隔膜，萬想不到連我勸你放棄舊的生活方式，重新建立生活秩序的話都沒有講完，你就離我而去！“沒有你在，縱有千萬的人，對于我也是寂寞”。
在1927年3月，我在巴黎時給你寫的信中，我就這樣說過。
而現在，我到什麼地方去找你呢？……巴金在自己的房間裡癡愣了一、二個鐘頭，竟一時意會不到在他周圍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幫助他燒飯的那個中年娘姨把晚飯端了上來，可他一口都咽不下，話也一句不想講，他獨個兒走了出去，這時他才知道自己是多麼孤獨！
他走在北四川路上，這條曾被他稱為“神秘的街”，依然燈火輝煌，電車、汽車、黃包車在馬路上奔馳，各種顔色的人影在他的眼前晃過：有西洋兵挺直着腰站在橫浜橋兩邊，連眼睛都不閃動；有一些狐假虎威的華捕正在搜查從電車車廂裡走下來的乘客，也不知出了什麼事情，過往的行人也都慌慌張張，一切都呈現着恐怖與不安。
這些景象對巴金已經非常熟悉。
在上海的馬路上，特别在這條街上，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的。
此刻他仍茫茫然地走着，好像走遍了人心的沙漠。
但他耳邊卻噪音四起，無限喧鬧。
眼前忽然出現大哥的面影，他好似仍像前年來上海時那樣走在他的身邊，向他訴說老家這幾年來的變遷，一樁樁人事的糾紛，一些不幸的人們的悲慘遭遇，和一些封建遺孽利用權勢在虛僞的禮教下所作的惡行；他又好像在成都正通順街老屋的一個小房間裡，含着眼淚和自己談話，講他怎樣難于抵擋各處射來的暗箭……
巴金十分悲憤，他好像還是在老家，在離家前夕忿激地站起來對大哥說道：“我們決不屈服！讓他們也來做一次犧牲品吧！”但是他又覺得此刻明明是在北四川路上，在那條“神秘之街”行走，他怎麼會和大哥在一起？他真是在做夢嗎？……他這才感覺大哥真的死了，電報還在他的身邊。
他知道
大哥的死，是封建勢力壓迫下又多了一個犧牲者！他悔恨自己為什麼不早些動筆寫這個長篇，也許早些動筆，可以讓大哥看到，讓他在迷夢中蘇醒，把他從死亡的深淵下挽救過來。
但是現在已經遲了，來不及了！他終于又走回到家中，推開房門，禁不住痛哭了一場。
然後他揩幹眼淚，坐到方桌邊來。
“死了的人不能複活，但是對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一定要打擊它，用全力打擊它！”他想着，并記起了法國革命者喬治。
丹東的一句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他攤開稿紙，拿起筆，開始寫《激流》的第七章《舊事重提》，他決定把覺新作為這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