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與巴金一起遊覽虎丘，毛一波事後還寫過一篇題目叫《春天坐了馬車》的散文，刊登在上海一家報紙的副刊上。
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本軍隊侵占了我國東北四省，全國局勢非常緊張，上海閘北一帶靠近日本海軍陸戰隊駐地，他們随時可以對它進行襲擊。
許多居民搬到租界，有的幹脆遷回家鄉，整個寶光裡幾百戶人家差不多搬走一半。
索非因為妻子要生第二個孩子，也全家遷移到與開明書店相近的提籃橋去了；房東則早就搬走，所以寶光裡14号一幢兩層樓房隻剩下巴金一個人居住。
他把書和書架都放在亭子間裡，自己搬到二樓。
樓上房間比樓下客堂間大，而他除了一張床，一張書桌和一隻凳子外，隻有那隻破沙發。
這樣，他寫稿時，來回踱步的面積就更開闊了。
樓下客堂就讓給一個為他燒飯的中年娘姨兼做裁縫鋪。
《激流》在《時報》連載了五個多月後，忽然停刊了。
原來編輯吳靈緣這時已把自己的興趣移向開店經商。
他為了征集資金，讓自己的夫人在杭州西湖邊開設一家洋貨店，曾一度到自己家鄉青浦去拍賣房子，把報紙版面之事暫時丢開不管。
而且由于東北義勇軍抗戰的訊息增多，報紙刊登長篇小說的專欄讓出篇幅，提供給戰地新聞。
但是巴金還是繼續把這部小說寫下去，他覺得應該對讀者負責，因為自從這部小說在報上連載後，他和報社都收到過不少讀者來信，對小說中人物的命運都表示過關心和同情，他不能讓廣大讀者失望。
而戰局形勢卻仍十分緊張，巴金住在這個區域内，不得不随時準備逃難。
同時他唯恐小說寫得太長了，報社會有意見。
果然，不久報社編輯部來了信，埋怨小說寫得長了一些，雖沒有明确提出準備“腰斬”，似乎已
經是一種暗示。
他隻好匆匆收場，好在瑞珏離世一節已寫好，大家庭崩潰的局面已形成，“家”已經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他覺得“激流”卻并不曾完，需要繼續向前發展。
這時他已經意識到需要寫三部曲，目前的《激流》隻能改稱《家》，應是“激流”的三部曲之一。
後來《激流》出書時就改書名為《家》，由開明書店出版發行，封面仍由《滅亡》的封面設計者錢君匋設計，他是索非的同事，有時從寶山裡開明書店出來，也到寶光裡來看巴金。
隔了幾天，《時報》編輯部接到了巴金的回信。
他告訴他們：《激流》已經寫完，在他身邊還有幾萬字的未刊稿。
現在他把它寄去，為了對讀者負責，他希望報紙盡可能把小說登完。
至于稿費，他不要了。
這樣，《時報》終于把《激流》登完。
他們後來果然沒有再寄稿費給巴金。
雖然《時報》編輯對待《激流》的最後态度并不令人十分滿意，但讀者群衆中對這部小說的反應卻非常熱烈。
《激流》在開始發表時，就有人閱讀過巴金的《滅亡》而對它感到興趣；他們還因為這是一部寫家庭的小說而覺得十分親切。
在《激流》發表之前，在中國除了《紅樓夢》之外，還不曾有過這樣全面寫一個家庭變化的大作品，許多人對小說中一些直接或間接受迫害的人表示同情，并且産生了對封建禮教的反感。
後來《激流》改名為《家》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書的初版本很快銷售一空，許多學校受過“五四”洗禮的進步教師都把這本書介紹給學生，作為課外書閱讀，以此來教育青年認識封建制度的罪惡。
廣大讀者還把覺新作為“作揖主義”“投降主義”和遇事講妥協的人的代表，來比喻自己周圍懦怯怕事的人。
他們又把高老太爺作為封建統治者的象征，而把覺慧作為勇于鬥争，敢于反抗的叛逆者形象來形容當時的進步青年。
這三個藝術典型，與魯迅小說中阿Q、孔乙己等人物一樣，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經久流傳并作為比喻運用的性格典型。
不少青年還直接寫信給巴金，向他訴說自己的遭遇，争取巴金的同情，要求他指引前進的方向。
長時期來，巴金幾乎沒有中斷過接受這類讀者的信件。
可以說，他是“五四”以來，中國作家中收到讀者來信時間最長、人數最多的人。
他把心交給讀者，許多讀者也把心交給他了！
這一年初冬，他乘《時報》暫停刊登《激流》的空隙時間裡，寫完比《激流》還早開始寫的中篇小說《新生》，然後又應熟人李少陵的邀約，乘了火車，到他擔任科長之職的浙江長興煤礦去參觀。
巴金在礦山住了一個星期，并由一個礦工陪同走到礦井下面去看了一次。
在這裡，一個多月前發生過一次爆炸事件，十五個礦工犧牲。
他當時并不曾想到要把這個題材寫成小說，隻是為了要了解一下礦工的生活。
直到兩年以後，才因《大中國周報》編者之約，把在這裡看到的礦工生活寫成小說《萌芽》讓他們在刊物上連載。
這作品由現代書局出版後，卻被國民黨政府禁止發行，後來他重寫結尾，改題為《煤》，想在開明書店發行，哪知又接到停印通知。
直到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這本書才因國民黨的“圖書審查委員會”不複存在而得到公開發售的機會，不過那時的書名已改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