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非打聽到閘北居民可以進區内探望舊居，就與巴金一起到寶光裡去搬運舊宅裡的書籍。
他們踏着瓦礫碎磚，跨過斷垣殘牆，來到侵略者所肆虐過的破路殘街，鴻興坊的世界語學會已經成了一片焦土。
這個地方巴金曾每天晚上花兩個小時坐在辦公室的書桌面前從事翻譯工作，周圍的器具用物、坐椅書櫥，都是他十分熟悉的，現在都已變成一片焦木，一切都在侵略者的魔掌中化為烏有了！他們一路上見到的都是歪倒的電杆木，傾坍的房屋，燒焦的木頭，還有蜷縮着被燒焦了的屍體，甚至地上還有流淌的血。
他們在廢墟上慢慢走着，再也認不出哪裡是飯館，哪裡是店鋪，哪裡又是朋友們居住過的地方。
他們在路上受到兩次搜查，還看見一個中國老百姓在日兵崗哨前受辱，那個老百姓被打耳光後一聲不響跑了過去。
這樣的情景，使巴金終生難忘。
他們終于到了寶光裡，這條弄堂雖不曾毀掉，但卻關着，他
們隻得從隔壁被毀壞的牆洞裡進去，房子的亭子間被一個炮彈打破，但隻毀了家俱，其他用物都被人拿走了。
巴金和索非一起把書籍搬運出來以後，就回到步高裡住了下來。
他立刻把這個時期所經受到的思想感情，傾注在自己的作品上，他把去南京時所帶的一疊開明書店四百字一頁的稿紙拿了出來，他當時準備寫的那個中篇《海的夢》，隻寫了開頭的一句話：“我又在甲闆上遇見她了，立在船邊，身子靠着鐵欄杆，望着那海。
”
以後到了南京因為發生戰争，心神不定，忙于回滬，始終沒有動過筆。
現在他終于又恢複寫這個中篇的打算，他用“高國軍隊”來代替對日本侵略軍的稱呼。
他把自己在日軍占領區所看到的情景全部寫到小說裡的“奴隸區域”裡去。
他把這個時期積郁在心頭的怒火，都燃燒到小說裡去。
這是一部為奴隸呼喚人道主義的書，也是一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者，向它們提出控訴的書。
小說從頭到尾都是他住在步高裡時寫成。
他寫得很快，到2月底就寫好了。
當時發表在施蟄存所編的《現代》月刊上，先由新中國書局出版，後又由開明書店發行。
當時上海以愛國的新聞記者戈公振為主席的上海著作家抗日會宣告成立，會上發表《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衆宣言》，簽名的除戈公振外，還有巴金、陳望道、丁玲等共129人。
他們在步高裡住了一個月光景，到了3月中旬，房東就想把整幢房子的租賃權轉讓給巴金和他的兩個朋友。
但是他們三人湊不滿高昂的租費，隻好把房子退給房東。
巴金便在環龍路志豐裡11号舅父家所住房子中，另租了一個房間；那兩個朋友也在這時離開上海了。
就在那時，巴金第二次去閩南，回來時舅父已在環龍路另租了一幢叫花園别墅一号的房子，并把巴金的書籍衣物也都安頓到這裡來。
巴金在這裡住到1933年春天，直到在郵局服務的舅父調到湖北宜昌工作，他才随着舅父的遷居搬出了這幢房子。
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的續篇《新生》，正是住在這裡時重新寫成的。
《新生》原早在“九。
一八”事變前住在寶山路寶光裡時寫成，由索非轉送到《小說月報》去，這次是鄭振铎經手，他們準備在第二年即1932年第一期上把它刊出，并在報上登了目錄預告。
但在把書印好正預備裝訂發行時，“一。
二八”戰事發生了，商務印書館印刷廠被日軍用燃燒彈燒毀，廠區四周幾個日夜紙灰飛揚，黑煙沖天。
敵人以為把印刷廠燒掉，就可以把中華民族的文化毀滅。
《新生》的原稿和排印好的刊物，的确也是在這場災難中遭到焚毀，一般讀者以為再也看不到《滅亡》的續篇了。
巴金在2月初從南京回來，從索非口中知道了《小說月報》一月号因印刷廠被毀而未能出版的消息，又從印刷廠熟人處了解到《新生》原稿一起被燒的确訊，他聽了并不作聲，也不因此而感到難過，因為這個時期他看到的災難實在太多了，比他的小說原稿更重要的東西都遭到敵人的破壞，許多老百姓都無緣無故地遭到殺害，一部書稿算得了什麼呢？當他在南京看到敵人的第一顆炸彈落下時，就已知道為了人民的自由，應該作出怎樣的犧牲了。
他從南京趕回上海，正是為了要為人民犧牲，要與敵人進行鬥争！
當然，犧牲并不等于毀滅！“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彈毀滅不了的！”
他這樣說，并以他那熾烈的熱情與驚人的毅力，在當年的7月間，以短短的兩個星期時間，寫出了中篇小說《新生》的第二稿。
敵人的炸彈，炸毀了房屋，燒焦了土地；卻沒有炸掉中國作家愛人民、愛祖國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