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風塵仆仆地從廣州返回上海，恰好上海正在傳說着最近發生的一件大事，說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暗殺了愛國人士楊杏佛，反動派的黑名單上的下一個暗殺對象将是魯迅，而魯迅卻不顧危險，還是去萬國殡儀館親自為楊杏佛送殓。
巴金對魯迅是十分敬重的，十二年前他去北平考大學，因病臨時未進考場，住在北河沿一個公寓裡，陪伴他度過這半個月寂寞苦悶的生活的，就是魯迅的短篇小說集《呐喊》。
他早就讀過魯迅的小說，但他不是一開始就讀懂了它，而是逐漸深入了解它的。
他覺得魯迅對社會知道得多，知道得深。
魯迅的作品不但教會他懂得寫作，而且也教會他懂得人生。
它是他的啟蒙老師。
他在幾年中一直沒有離開過《呐喊》，後來又讀了魯迅的另外兩本著作《徬徨》和《野草》，他更熱愛它們，還背誦了它的某些篇章。
現在，他聽了有關魯迅的傳說，他為他耽心，更對當前社會的黑暗現實感到忿怒。
過了一個月，即1933年8月初，生活書店出版的《文學》月刊剛剛創刊，第一期的内容有魯迅茅盾的言論，也有巴金的作品。
刊物的主編傅東華在靠近南京路的會賓樓找了個小房間，請幾個作者聚宴，想聽聽大家對刊物的意見。
被請的人不多，巴金到時，看見個子不高、戴着金絲邊眼鏡的主人傅東華和助手黃源已坐在那邊，等候着大家。
旁邊還有茅盾，他對《文學》的支持是很大的，不但自己寫稿，還幫助傅東華向各方面的作者組稿。
巴金和他雖是第一次見面，但早就在成都時知道茅盾的名字，他特别歡喜讀他翻譯和介紹的被壓迫民族的短篇小說。
五年前他在法國，還讀過茅盾在《小說月報》發表的三部曲《蝕》，回國後才知道原來茅盾就是這個刊物的前任編輯。
巴金把他當作前輩一樣，尊稱他為“沈先生”。
他們兩個正說着話，看到接着來到的還有葉聖陶，他現在已是巴金所熟悉的人了，因為他在《小說月報》上經手編發過巴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巴全回國後曾由索非介紹，見到過他，但不經常來往，雖然巴金把他當作者師。
後來到的還有鄭振铎，是《文學》的另一挂名主編，他也是文學研究會成員。
此外還有魯迅的弟弟周建人。
他們都是《文學》創刊的積極支持人。
大家正相互招呼着，忽然房間門簾一掀，一個老人進來了，巴金擡頭一看，就知道那是魯迅先生，瘦小個子，濃黑的胡髭，濃黑的橫眉，可是比在照像上看到的更加和善慈祥。
傅東華給大家作了介紹，這次很自然的，被介紹的重點是巴金，因為許多人是相互認識的，而巴金卻與不少人是初見，他也是席中最年輕的作家。
魯迅一到，席上便熱鬧起來。
他說話親切，自然，幽默而有風趣。
大家知道魯迅來上海已經六年，一直住在虹口東橫浜路景雲裡23号，剛在不久前遷居到施高塔路（即今山陰路）大陸新村9号，來到這裡要乘二十分鐘時間的電車，他精神很好，講了許多話，一點也不疲倦，誰也不曾感覺到他患有肺結核病。
當時東北義勇軍還在我國東北與日本侵略軍浴血作戰，國難臨頭，敵忾同仇，人民是堅決支持抗日力量的。
而國民政府連全國各界人民慰勞馬占山将軍的兩千多萬元捐款，也要貪污虛報，公布的數字隻有一百七十多萬元，所以引起各方普遍不滿。
1月間，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5月中，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等代表全國人民到德國駐滬領事館抗議希特勒殘害無辜，壓迫學者，到6月18日楊杏佛就被暗殺了。
當時的局勢這樣嚴峻，而中國的文藝界，林語堂辦的《論語》半月刊，卻在這時竭力提倡“幽默”
和“性靈”，他自己又寫了一篇《做文與做人》，說左翼作家光喊“打倒，起來，殺、殺、殺”的口号，“到處罵人”，“所以首要弄到失業，然後怨天尤人，詛咒社會。
”還發表《蔣介石亦〈論語〉派中人》，提出“希望一般跟人家喊主義喊口号的酒囊飯袋書蠹能夠聽蔣先生的話，打破主義的迷信”。
他講的，當然是反話，但很不嚴肅，聽了隻使人發笑，因此他寫信向魯迅約稿，魯迅複信說：“重重壓迫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斷然拒絕。
這天，魯迅先對《文學》雜志提出一些希望，并為傅東華出了一些具體點子；然後與大家一起談到京滬那些幫閑文人的各種醜态，和國民黨的既愚蠢又惡劣的宣傳方法，最後終于談到林語堂和他編的《論語》。
魯迅和大家對《論語》所提倡的“幽默”和“性靈”都感到不滿，認為他們油嘴滑舌，既脫離當前現實，又很不嚴肅，隻能引讀者走向歧途，削弱民衆的戰鬥力量，歸根結蒂，是為統治者作了幫閑和幫兇。
魯迅又告訴大家，他曾寫信給林語堂，勸他翻譯點英國古典文學作品，因為魯迅知道林的英語基礎很好，如能把他的才能用在介紹外國文學的工作上，那比目前提倡幽默小品要有意義得多；林語堂卻拒絕魯迅對他的建議，他很不高興地回信說，等到自己老了，再考慮去做這樣的事情。
而魯迅還是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