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固，有着曆史性；我們若從新文學曆史上去看，則如創造社、太陽社，後來的左聯，各個時期都有各色各樣的宗派主義的濃厚的表現。
并且它有着藝術理論上的根源，即機械論，以及還有着客觀的原因。
——這個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的曆史性和客觀原因，就證明着我們克服的困難，但同時更證明我們克服的必要了。
”
巴金在給北方一個青年讀者的複信中，說他雖然并沒有參加這次論争，但他對那個北方青年為上海這場筆戰表示憂愁而感到驚異，縱使當時國難臨頭，窗外響着兵車的隆隆聲音，他也要靜下心來，給對方寫這封信，告訴他：“這絕不是無謂的筆戰，更不能說是‘内争’。
這次論争對于新文學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有許多問題是要經過幾次的論争後，才逐漸地明朗化而終于會得到解決的。
”他不僅預言了這場論争的意義和最後結局；而且實際上他自己也井沒有置身事外。
應該說，他還是參加了這次論争的。
雖然他并沒有在論争中寫過文章；但他站在魯迅一邊。
在中國文藝家協會發表宣言的同時，他與黎烈文一起起草了經魯迅最後修改定稿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他們宣稱，當民族危機達到了最後關頭，他們絕不屈服，絕不畏懼，更絕不徬徨，猶豫。
他們将更加緊緊地把握住現實，更加沉着而又勇敢地擔負起艱巨的任務。
同時願意和站在同一戰線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鬥士熱烈的握手。
在這個宣言上簽字的，有魯迅、茅盾、巴金、曹靖華、曹禺、靳以、黎烈文、魯彥、胡風、唐弢、孟十還、張天翼等四十二人。
當時巴金已經從狄思威路麥加裡搬到拉都路敦和裡21号，這裡本是馬宗融夫婦住的地方，由于他們去桂林教書，巴金就在這幢房子裡為他們看家，當然，周圍環境比麥加裡清靜了一些。
那時他剛剛開始寫《激流》三部曲的
第二部，即《家》的續篇《春》。
這部小說的開頭，是在麥加裡那個弄堂裡的樓上亭子間寫的；到敦和裡才開始大段大段的寫下去，在《文季月刊》上連載。
但《春》的寫作，還來不及寫完四分之一，《文季月刊》就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刊，同時被封閉的尚有其他十二家期刊。
這時，魯迅先生不幸去世了。
巴金是在10月19日魯迅逝世的當天就聽到噩耗的。
當時他真無法相信魯迅會這樣早離開了大家。
他記得4月間他還在一個宴會上再一次向魯迅約過稿，請他繼《故事新編》之後再編一本集子，以便收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第四集《文學叢刊》裡去，魯迅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并在不久托人帶了口信來，說他的那本集子名叫《夜記》。
後來他病了，把這件事擱了一些日子，但不久巴金知道他又在寫文章，并已把《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編好，準備把它們收在《夜記》裡，他是無論如何想不到他會突然離世的。
對于魯迅，巴金和他見面次數并不太多。
但對魯迅的印象，已不是最近幾年、而是很早就深入到巴金的心坎裡來了。
當他在1923年離開成都，轉道重慶，坐輪船來上海的時候；當他在1925年在北京考大學，因病沒有進考場，寄居在北河沿一個公寓裡過着寂寞難耐的生活時，魯迅的作品都是鞭策他、鼓勵他繼續前進的力量。
多年來，在他的旅途中從不曾忘記帶着《呐喊》、《徬徨》和《野草》。
他至今還能夠背出《傷逝》中的幾段文字。
他不僅向魯迅作品學習到駕馭文字的方法，而且還像一棵小草那樣，從魯迅身上汲取像陽光那樣的恩澤；特别是與魯迅交往後，魯迅的為人，他的平易，他的誠懇，他的對青年無限熱情，和他那顆愛憎分明的善良的心，使巴金感到無比溫暖。
他永遠不能忘記，不久前《作家》月刊編輯孟十還告訴他，魯迅有一篇《答徐悠庸并有關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文章将在《作家》發表，現正在付排，巴金為此趕到印刷所去看，那是馮雪峰的記錄稿，經許廣平手抄，并有魯迅的修改筆迹，關于巴金的幾句話，也正是魯迅親筆增添進去的。
巴金更從日常工作中，親切地體會到魯迅的辦事認真，對工作絕對負責的精神。
他對書稿的編校、印刷工作，總是無微不至的關懷。
他對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巨大支持，使文化生活出版社得以順利發展。
他在病中還為它寫作，唯恐影響出版社的出書計劃。
從書的裝幀、用紙、插圖到内容的校對，他都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