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衷心擁護中國共産黨向全國人民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
他認為文藝界的統一戰線，應“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别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
”而在左翼作家聯盟内部卻很早就存在着嚴重的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傾向，他們當然做過不少工作，也有一定成績，但他們的圈子比較小，團結面不廣，甚至都沒有争取像巴金、葉聖陶、鄭振铎、王統照等這些正直的作家，參加左翼作家聯盟。
而對魯迅也僅止于尊敬，雖被他們尊稱為“盟主”，最後卻連魯迅自己也說“實際上他們把我也關在門外了。
”直到蕭三從莫斯科寫信來，勸導他們按照陝北黨的政策，糾正“左”的傾向，他們才下決心把“左聯”解散，以求抗日聯合陣線的隊伍擴大；但後來他們又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沒有按照蕭三與魯迅的意見，在解散“左聯”以前發一個宣言，講清為什麼要解散“左聯”。
這使魯迅與“左聯”一些實際負責人之間增加了距離。
魯迅支持胡風在“國防文學”口号之外，另提出“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口号，并拒絕在文藝家協會宣言書上簽字。
而當時作為“左聯”行政書記的徐懋庸，更背着周揚、夏衍等人擅自寫信給魯迅，堅持他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情緒，提出不少不正确的看法，和足以影響革命作家内部團結的意見，以緻激怒了魯迅，在病中寫了《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長信。
這封信具有重大的文獻價值，它闡明了魯迅擁護中共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嚴正立場，使當時進行的兩個口号的論争進入結束階段，許多人逐漸同意了兩個口号并存的意見。
在信中，魯迅還針對徐懋庸對巴金、黃源、胡風等人的攻擊，進行了嚴正的批評。
魯迅說：“關于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志和别的幾種譯書為證。
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并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于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
黃源也簽了名的。
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為什麼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為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這樣義正辭嚴、是非分明的聲辯，不但澄清了視聽，還使這場
論争的意義引向深入，沒有人再寫文章反對魯迅。
一個多月以後，當時中國共産黨的白區領導人劉少奇以“莫文華”的筆名，在《作家》二卷一期發表了一篇高水平的題為《我觀這次文藝論争的意義》的總結性文章。
它一開頭就指出：“這次論争的最大意義，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這一點上吧。
文壇上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現在似乎還沒有完全克服掉，但在論戰過程中，很明白的，已逐漸克服了許多了。
”“在這次論戰的開始和論戰以前，在文壇的一角确存在着兩派，即周揚先生與胡風先生的對立。
但因有兩個口号的論争以後，形勢變了，一邊仍是以周揚先生為中心的原來的一些人，而胡風先生等卻忽然中途不見了……卻有魯迅先生茅盾先生……出來給周揚先生等人以重大的批判……同時也批判了胡風聶绀弩諸人的态度。
形勢就一變而成為新的兩種對照：周揚是主張用‘國防文學’口号為聯合戰線的口号，反對‘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的口号，魯、茅等卻是主張抗日聯合戰線應用抗日的政治的口号，而不應以‘國防文學’的口号去限制它的擴大，但并不反對‘國防文學’為自由提倡的口号，因此‘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口号也可用，因為和‘國防文學’并不對立的。
這裡顯然是理論上的兩派，而不是口号與口号的兩派了。
我們也很清楚：魯先生和茅先生等的意見是正确的，他們提的辦法是正當的，适應于現在實際情形的；同時，論争愈發展下來，周揚先生等的意見的錯誤和宗派主義與關門主義，也完全暴露了，終于因為理論上站不住而改變态度了。
這就是這次論争經過的大概情形。
所以，這次論争的意義決不在争口号，而是在克服文壇上的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
”
劉少奇在這篇文章中，最後還有幾句極其精辟、值得人們永遠深思的結論。
他說：“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在文壇上非常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