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靳以去廣州，經過香港時就去找正在編《文藝陣地》的茅盾。
茅盾知道他們到廣州就準備恢複《烽火》的出版，非常高興。
他回想到去年8月滬戰剛開始時，他在上海就約了馮雪峰去找巴金，向他提出準備編辦一個“能喚呼文藝工作者深入到大衆中去，提高大衆的覺悟，開創出一個抗戰文藝的新局面”的刊物，當時獲得巴金完全同意，記得巴金說：“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叢》也将停刊，上海雜志公司的《中流》、《譯文》也已決定停刊，現在可能出現這樣一個反常現象，抗戰開始了，但文藝陣地上卻反而一片空白！這種情形無論如何不能讓它出現，否則我們這些人一定會被後人唾罵的！不過當前書店、出版社都忙着準備遷内地，作長期抗戰的打算，顧不上出版新書、新刊物，所以新刊物隻有我們自己集體動手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負責發行。
好在一份小型周刊所費不多，出版了第一期，銷路估計一定不差，就可以接着辦下去。
”當時馮雪峰說：“這是個好辦法，何不就作為文學社、中流社、文季社、譯文社四家的聯合刊物，大家共同辦起來，資金由這四個刊物的同人自籌？”茅盾聽了十分高興，當晚茅盾、巴金兩人就分頭找了黎烈文、王統照、靳以和黃源，取得了他們的一緻同意，刊物就這樣辦起來了。
刊物由茅盾、巴金發行，取名《呐喊》。
但才出兩期就被禁止發行。
巴金到巡捕房交涉，沒有結果，就另換了個刊名《烽火》，繼續出版。
當年10月，茅盾離滬去香港，刊物由巴金主持，直到上海淪陷，刊物又被禁出版，現在要去廣州複刊，茅盾對巴金說，“過去為了應付上面的登記，你挂了個發行人名義，我挂了個編輯人名義；現在我不好再挂編輯名義了，這次我們就颠倒過來，讓我挂發行人名義吧。
好在我雖在香港，卻經常去廣州的。
”這樣，巴金到了廣州就把《烽火》複刊了，不過為了使刊物每次出版的準備工作做得充裕一些，他把周刊改為旬刊，同時又協助靳以複刊了大型文學期刊《文叢》。
這時巴金已開始了以抗戰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火》的創作。
他又要寫作，又要編刊物，還要跑印刷所，甚至親自打包，紮好刊物送郵局。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他被選為理事，卻忙得無法抽身去參加。
生活是這樣緊張，幾乎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
當然，他在廣州一坐到辦公室，還是首先寫了一篇紀念羅淑的文章，并為這個早逝的友人編了一本遺作集《生人妻》，還替它補寫了“後記”。
他說：“在這種時候我們的生命猶如庭園中花樹間的蛛網，随時都會被暴風雨打斷。
倘使我們不趕快做完一件事情，也許就永無機會做好它。
今天還活着談笑的人明天也許會躺在寂寞的墳場裡。
飛機在我的頭頂上盤旋了三天了，誰能夠斷定機關槍彈和炸彈明天就不會碰到我的身上？然而我活着的時候，我還是要工作。
我願意趁這個時機，多做完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這樣草率地将《生人妻》編成了。
倘使這草率的工作使得在另一個世界裡的世彌感到不滿，那麼還望她原諒我。
”
巴金是以這樣崇高的感情，在炮火連天、炸彈片橫飛的廣州，酬答了死者生前對他的友誼。
後來他又繼續收集羅淑的遺作，為她編成了第二個集子《地上的一角》和第三個集子《魚兒坳》。
上海淪陷後，許多作家藝術家和新聞界人士大都撤退到廣州和武漢。
1938年的廣州，它的夏天和秋天，始終是在敵人的轟炸之中。
巴金、靳以他們來的正是時候。
文化生活出版社廣州辦事處是在惠新東街上，這條不長不短的
巷子，過路人一聽到警報就跑到辦事處來避難，因為它在樓下，上面還有二、三層樓面，敵人擲下來的炸彈如果很小，也許還可以讓人寄托不緻被炸死的幻想。
巴金在這裡有時坐在寫字台前寫信看稿改校樣，有時和客人進行熱情的談話，有時也放下筆從窗口望出去，看對門的石階上那個穿黑色衫褲的瘦漢子在幹什麼……但是警報來了，他隻好放下這一切，去等待着頭上的敵機投下來的炸彈，究竟去肆擾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場合，去把哪一些人炸傷炸死。
接着是我們這一邊的高射炮響了，它那震耳的響聲與敵人的炸彈聲混成一片，然後警報解除了，他跟着人們去附近看被炸的慘狀，他看到過一個人躺在一塊空地上，血迹滿身，腸子露在外面，臉色雪白，眼珠突出，卻還在慢慢轉動；有一次在警報來時他看見十幾個壯丁站在樹下說話，十幾分鐘以後卻見那邊隻剩下幾堆血肉……這些目睹的現實，使巴金更燃起仇恨的烈火，滿腔的悲憤，但是當時全國人民在抗戰初期所顯示的敵忾同仇，敢于犧牲，勇于承擔的堅毅精神，使他更為感動。
他寫信給正在上海編《少年讀物》的陸蠡說，他在這裡“和無數的普通的人一樣，過着很平凡的生活。
”他說：“這裡的居民不愛死，但也不怕死；他們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