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帶着《文叢》的紙型走過不少的地方。
在敵人接連不斷的轟炸下它居然不曾遺失或者損壞，這倒是意外的。
現在我還能夠在桂林将它澆成鉛版，印成書，送到讀者的手裡，在我也算是了卻了一樁心願，我當然高興。
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雖然對抗戰的偉業并無什麼貢獻，但是它也可以作為對敵人暴力的一個答複：我們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毀的。
”他又說：“這本刊物是在敵機接連的狂炸中編排、制型、印刷的……我壓下憤怒的火幾次走過災區。
我看見那些殘破的房屋，看見頭發和衣服還粘在地上的帶血的人皮……這景象我一生也不會忘記……我在這個城市裡經曆過它最慘痛最艱苦的時刻，我應該借着這本小小刊物把這個城市的呼聲傳達給散處在全國的讀者諸君。
”此外，當時文化生活出版社還出版了巴金的《旅途通訊》。
林憾廬也在這裡籌備了《宇宙風》的複刊工作。
此外，那時艾青在編《廣西日報》副刊，王西彥在編《力報》副刊。
巴金在這個時候，除了寫些散文，他還繼續寫他從1938年5月就開始的《火》的長篇創作。
這部小說的第一部他在廣州隻寫了第一章，在桂林他也寫了幾章，但沒有完成；直到1940年9月在昆明才把它寫完。
《火》的第一部是以青年婦女馮文淑為主角，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在八。
一三上海戰争開始以後到上海成為孤島。
小說中馮文淑參加青年救亡團和到傷兵醫院做護士，實際上都是蕭珊的事情。
蕭珊曾以她自己的親身經曆，寫過一篇通訊，題目叫《在傷兵醫院中》，交給茅盾發表在《烽火》周刊上，用的是“慧珠”筆名。
巴金聽過蕭珊講過這些事情，看了這篇通訊，他就根據這些材料寫了《火》的第一部第二章。
他寫這部小說，前後時間較長，不像過去寫别的長篇那樣
一氣呵成，而是斷斷續續地，或忽斷忽續地寫它的。
這當然是由于戰時生活不安定，但也與他對這方面生活不大熟悉有關。
但那時桂林遭受敵機轟炸，一次比一次厲害，那是巴金目睹的，桂林市區的建築原本十分完整，後來開始大轟炸，他親眼看到這個城市房屋一次一次被毀，後來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建築變成廢墟，以至到處是斷垣殘壁。
他曾多次站在月牙山上，看到敵人投下燃燒彈，房屋怎樣着火，市區怎樣成為人海，建築怎樣變成焦炭，生命怎樣受到毀滅。
就在1938年的最後兩天，他看到這個美麗的城市，被一大片火光籠罩着，天空迷漫着黑霧……每次警報解除，他都要到受災的地區看看，他覺得敵人的暴行，可以增強對法西斯的認識。
每一次從東岸跨過浮橋，由水東門進城，他都帶着無限的仇恨去看同胞的受難，親人的被害。
但是由于當時搶救清理工作做得比較及時，他來到時往往被害者的屍體已經被車走了。
有一次，在遠處卻看到一個人倒在一輛汽車殘骸邊，奔過去一看，卻不是人，而是一個死人留下的印痕。
屍體早給搬走了，留下來一些皮和血肉、頭發粘在地上，燒剩的碎衣殘布零落地散在旁邊。
據說那是個汽車修理工人，警報來時他來不及躲避，炸彈把房屋、汽車炸毀，也将這個正在汽車邊工作的同胞燒死了。
也就在這一天下午，十八架敵機在空中盤旋了一下，投下了一批炸彈，又炸死了許多人。
當時在桂林的一個全國著名音樂家張曙，因躲避不及，就是在文昌門大火中犧牲的。
這個年輕的文藝工作者，巴金在一個月前還在一個座談會上見到過他，而現在就如此突然地離開了大家。
他的死，給桂林文藝界帶來了對日寇更大的仇恨。
巴金經常在這樣的災難中經受感情的折磨，他有不少熟人在這場災害中遭受到各種各樣的損失，有的毀壞了住屋，有的失去了親友，有的甚至捐獻了自己的生命。
有一次巴金還到桂西路去找過一家書店，哪知到達後隻見到平地一片。
他記起在這個書店裡的三個和藹可親的店員，擡起頭卻隻有細雨濛濛，舉目四顧，竟然空無一人。
不少熱鬧的馬路，變成冷僻的荒郊；多少和睦幸福的家庭，一刹那之間隻剩下孤兒寡婦，站在廢墟上響着哀哀的哭聲。
“什麼時候才是我們複仇的日子呢？什麼時候輪到我們的飛機升到天空，把那些劊子手打下來呢？”
巴金相信這樣的時候總有一天要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