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孤島”上海，新聞出版事業出人意料地繁榮：由魯迅夫人許廣平親自籌劃的不朽巨制《魯迅全集》編成付梓，美國進步作家斯諾的《西行漫記》廣泛流傳，以洋商名義發行的《譯報》、《譯報周刊》、《文彙報》、《導報》、《大美報》等抗日報刊紛紛出現，象征着中共地下組織與上海群衆緊密聯系的大型報告文學集《上海一日》公開出版，……
上海租界雖在敵僞勢力包圍之下，人民群衆身處逆境，仍敵忾同仇，矢志不屈，勇于鬥争。
盡管敵人用暗殺、擲手榴彈、寫恐吓信、甚至以注射毒汁的水果“饋贈”，來對付抗日愛國的大學校長、法院院長、報刊編輯記者、作家藝術家以及各條戰線的知識分子，抗日的聲音并未在出版物中消失，相反，報紙、期刊、舞台、講壇上表現中國人民在敵僞勢力面前毫不動搖的抗戰意志的作品，言論，更加如火如荼。
這時，巴金與蕭珊暫時回到上海。
他們在這一年初春離開桂林，當時桂林經過四次大轟炸，市區有一半變成廢墟，許多工作陷于停頓，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辦事處也受到影響，一時無法開展業務。
他們經金華、溫州到滬後，就首先為蕭珊到昆明考大學作了一些準備。
巴金又回到霞飛路霞飛坊59号與索非同住的一幢房子裡，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擔負起一部分編輯工作。
當時文化生活出版社已遷到巨籁達路（即今巨鹿路），與霞飛坊離得不遠，可惜的是陸蠡主編的《少年讀物》已經停刊，陸蠡已回鄉去，巴金曾按時寫過《旅途通訊》給這個刊物發表。
現在他把已完成了的本書各篇交給雨田主持的《少年讀物叢刊》出版。
但巴金與朱洗仍寫信給陸蠡，希望他回上海來繼續負責文化生活社一部分工作。
巴金還為艾蕪編了一本叫《逃荒》的短篇小說集，因為在桂林時艾蕪曾和他談起這件事，所以他把這本書編好後，還替它寫了一編“後記”，他說：“在這時候我們需要讀自己人寫的東西，不僅因為那是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寫成的，而且因為那裡面閃耀着我們的靈魂，貫串着我們的愛僧。
不管是一鱗一爪，不管是新與舊，讀着這樣的文章會使我們永遠做一個中國人——一個正直的中國人。
”還替另外兩位作家畢奂午、屈曲夫各編了一本短篇小說集。
他在給屈曲夫的《三月天》寫的編後記中說：“前年作者去北方時，我們一起在朋友家裡吃了一頓晚飯，以後我便沒有機會再見到他，也得不到他的消息……朋友卻擔心着屈曲夫的安全。
我沒有朋友的那種想法。
有的人忙于工作，有的人沒有固定的歇腳的地方。
一切都在動，我們常常追趕不上。
我們想念朋友，得不到音訊，朋友們也難知道我們的行止，彼此打聽消息……但是有一天無意間兩個朋友在一個新地方遇到了……這是多麼快樂的時刻！”巴金對現實總是這樣樂觀，對朋友總是這樣期望，認為他們總會永遠愉快又健康地活着。
但是，他哪裡知道當他重見屈曲夫時，已在全國解放以後。
那時屈曲夫已擔任《解放軍文藝》的編輯職務，而且大家都已進入中老年了！
巴金從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事中，了解到當時還有不少熟人在上海，比他年長的有鄭振铎、許廣平、周建人、郭紹虞、方光焘、夏丐尊、王統照、周予同、魏金枝、王任叔、趙景深，和他年齡相仿或比他年輕幾歲的有梅益、于伶、李健吾、唐弢、柯靈、師陀、肖岱、林淡秋、陳西禾、錢鐘書、傅雷等，他和這些作家大都是認識的，他們都在抗日鬥争中貢獻自己的力量，而且有不少人是他的朋友，但在這個時期，他和他們交往還是不多，他把極大
部分時間花在埋頭寫作上，主要是寫成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三部《秋》，也就是在他一生創作中寫得最長的一部長篇小說。
但那是在這年10月才開始寫的。
在此之前，他也寫過一些短文，如曾發表在柯靈主編的《文彙報。
世紀風》上的《八月十六夜在廣州》和《桂林的微雨》，都是反映在敵機瘋狂轟炸下人民的艱難困苦生活，和堅強不屈的鬥争意志的。
他還針對當時現實寫過一些雜感，這些雜感數量不多，卻反映了他當時的思想已不再停留在單純的對抗戰事業的歌頌上。
時代呼喚他作更深入的戰鬥。
在《宇宙風》上他發表了一篇雜文《公式主義者》，說“公式主義者……的特長是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話。
他們常常用自己的行動來推翻自己的主張。
所以，最先從武漢撤退的便是高叫保衛大武漢叫得最響的人，正如上海淪陷後倉皇地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論的民衆領袖。
他們寫出來的是一般人承認的公式，他們所懸念的卻是自己切身的利益……從這裡我們便明白：籠統地說一句‘抗戰第一’，其實等于白說，因為意義太含糊了。
我們應該叫出的口号是‘抗戰與改革’！這兩者是應該同時進行的……倘使叫一些人流血，而讓另一些人得利，像目前這樣地一些人為抗戰犧牲生命，在抗戰中受苦，而别一些人卻借抗戰發了财，則最後勝利屬不屬于‘我’，都有問題了。
”這篇文章觀點鮮明，堅持抗日愛國，并反對國民黨統治下一部分人借抗戰發國難财。
它符合全國人民的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