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他還奮力重譯了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交給平明出版社出版。
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情，這時巴金已經完全不插手了，他給當時在武漢的田一文寫信說：“我也很關心文生社，但我一個人沒有力量使它往正常的路走。
……我現在隻是這樣想：朗西拖得下去，就讓他拖去。
拖不下去時，讓同志們去弄……這是我們大家的心血。
”
就在這個時候，巴金還不曾忘記幫助比他年輕的一些朋友。
當他收到當時在南京工作的楊苡一部譯稿《俄羅斯性格》後，就給她看了那八十多頁校樣，然後帶着批評的口吻對她說：“我覺得你譯得有點草率，你本來可以譯得好一點。
”因此，他請當時在平明出版社工作過一個時期的汝龍給這部譯稿作了一些改正，巴金自己也為它改動了幾個字。
隔了一個時期，已金又寫信給楊苡，對她說：“你說你要譯w.H.（按指《呼嘯山莊》），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馬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
你要是認真地嚴肅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
但已出的兩本書（按指《俄羅斯性格》和《偉大的時刻》）都差。
我這個意見不會使你見怪嗎？”也就在這個時期，巴金接到田一文寄給他的兩篇稿件《老李的信》和《歌頌王崇倫》，要求他轉給《文藝月報》，因為巴金是這家刊物挂着名的主編。
田一文在解放前曾與巴金長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事，更早以前還共同有過美麗的理想，都願為人類謀幸福，為理想獻身，但當時并不明确那是空想的社會主義。
他們相互信賴，巴金還根據田一文的戰地生活經曆，作為他寫小說《火》的一部分素材。
巴金一直以平等态度對待一文，還引導他讀書，總用這樣的口吻對他說話：“狄更斯的《大衛。
考伯菲爾》可以看看”，或“左拉的《娜娜》你還沒有看過吧？可以看看。
”他從不說你應該做什麼讀什麼，而是用商量的口氣。
他曾為田一文編發過一本散文集，但他仍嚴格要求他。
現在他寄來兩篇稿件，巴金看了一遍，然後把稿件退還給一文，附信給他說：“……我沒有把你的稿子送到編輯部，因為我考慮之後覺得這些稿子不合用。
你的文字是不壞的，樸素、流暢、明白。
我讀到它們，就像見到熟朋友，我對你的文字是有感情的。
内容也沒有問題，你寫鬥争，寫新人新事。
但是我覺得你的文章有一些大缺點，就是空話太多，而且都是人人會說的空話；另一個缺點是寫自己也多。
你自己受到感動，卻不能通過人物、通過具體事件，來感動讀者。
隻說自己如何感動（我也常犯這個毛病），卻忘了如何使别人也感動……”
巴金第二次去朝鮮，已是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中旬。
在行前，胡風曾表示要想與巴金同去，因為那時他已從上海調到北京，雖沒有分配什麼工作，卻已遷家在京定居，似已作為專業作家，和其他幾個作家同到東北一家醫院“生
活“。
過一個時期，在那裡搜集到一部分志願軍傷病員的事迹，所以要想再到朝鮮去看看。
巴金到時候，就去胡風家中問訊。
恰好那天下午，巴金在琉璃廠附近書市買了不少書，書重拿不動，就在街上随便吃了一頓晚餐，雇了一輛三輪車到胡風家來，下了車，把書放在車上，敲門進去，隻見胡鳳正在吃晚飯，還有客人。
胡風要想留巴金一起進餐，不料他已吃過了，外面還停着車，隻好不留他了，坦直告訴巴金：朝鮮他暫時不去了，因為《人民文學》正等着他把他那篇從醫院蹲點回來寫的報告文學《身殘志不殘》修改後送去刊用。
那時朝鮮戰争已經結束，雙方在闆門店簽訂的停戰協定已在上月公布。
但是巴金還是去志願軍部隊裡生活了四個多月，寫了不少篇散文和報告文學。
在這段日子裡，巴金完全和這些來自農村的純樸的戰士一樣，沉浸在對祖國的熱愛裡。
大家遠離祖國，“祖國”。
對于大家比在國内更為具體。
戰士們通過親人寄來的信，同胞們送來的慰勞品，以及一切凡與祖國有一絲聯系，或可以有一分足以作為聯想根據的報紙、圖片、日用品，都寄托了對祖國的向往、思念和懷戀。
巴金望着志願軍戰士純樸的臉，看到他們純樸的心，覺得無比的溫暖，因而享受着和他們同樣的從“祖國”兩個字而得到的無上光榮與幸福。
對他們來說，随着對“祖國”的具體認識，光榮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