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篇作品徹底否定。
但哪裡知道這篇文章在《人民文學》八月号發表出來時，題目又被編輯部加了碼，改作《談别有用心的＜窪地上的戰役〉》，而且似乎面目全非，不僅加了不少政治術語，還給路翎戴上&ldquo反革命&rdquo帽子。
按照平時習慣，巴金在這種情況下不免要發脾氣，這時卻隻好一聲不吭，倒反而要感謝編輯幫忙了；因為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前一個多月，由他挂名主編的《文藝月報》，因為發表了音樂家賀綠汀《徹底揭發暗害分子胡風》一文，由于文章寫在《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三批材料》發表之前，而在《文藝月報》出版時第三批材料已經發表，文章已與運動精神不符，引來了大批讀者來信責難，這使賀綠汀不得不作公開檢讨，說自己的言論&ldquo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分子打掩護&rdquo；《文藝月報）也不得不承認&ldquo對這一錯誤&hellip&hellip應該負主要責任&rdquo。
如果八月間出版的《人民文學》不把巴金在五月底寫的批評路翎的文章提高&ldquo規格&rdquo，巴金肯定也要像賀綠汀那樣&ldquo公開檢讨&rdquo了！巴金拿着《人民文學》想了一個晚上，終于對人家的怨氣消除，反而感謝《人民文學》在匆忙中為他加醬添油了。
巴金在《人民日報》、《人民文學》發表了批判胡風的文章以後，作為上海市文聯和作協負責人，本不想再在自己主編的《文藝月報》上表态。
但賀綠汀文章出了事後，他又得過一次關。
特别是由于一位詩人在黨報發表文章，責問《文藝月報》六月号為何不轉載《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使《文藝月報》更處在被動地位上。
這樣，巴金在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再一次補課，一方面請《文藝月報》補登第三批材料，另一方面自己又寫了一篇《關于胡風的兩件事情》，在《文藝月報》七月号刊出，以示積極。
他在文章中提到的兩件事，第一件就是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間，他去日本前，在南京飯店聚餐，魯迅在座，講起有人說胡風是特務，魯迅表示不信；第二件事是一九五五年二月間，巴金在北京聽周恩來報告，遇見胡風，胡風說他自己犯了錯誤，要巴金提意見。
這兩件事在當時都是真的，巴金在三十年後經過&ldquo文革&rdquo磨難，曾在《随想錄》中反省，回憶此事，他仟悔當時不該為了求得自己過關，在寫文章時硬說第一件事是魯迅受了騙；第二件事是胡風說這兩句話是&ldquo做賊心虛&rdquo。
他認為當時自己幹的，包括寫批判路翎的文章在内，正是&ldquo向着井口投擲石塊&rdquo：&ldquo為了那些&lsquo違心之論&rsquo，我絕不能寬恕自己&rdquo。
同時他還提問：&ldquo難道我們那時的文藝工作就沒有失誤嗎？&rdquo
說實在，這是巴金三十年後的現在認識。
在當時，他雖然心裡痛苦，卻看到幾乎每一個作家、藝術家都在這樣說，這樣做，這樣向着同一個方向前進，日子也就在心神不甯中打發過去了。
也就在這時，他除了寫批判胡風文章，還開始動筆寫不少歌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散文，在聽了李富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以後，他在《人民日報》寫了一篇題目叫《&ldquo數字的詩&rdquo，幸福的保證）；接着又在《文藝報》和《文藝月報》上寫了另一篇散文《最美麗的，最光榮的事情》，說&ldquo社會主義離我們很近，它是可以摸到實在的東西了。
&rdquo就在這些一味為政治服務的作品開始在我們的文壇上逐漸多起來了的時候，巴金的老友、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卻在不公開場合裡，偷偷地對人發表議論：&ldquo我
們的文學藝術作品，政治标準第一，藝術标準第二，這是對的。
但這首先應該是文藝作品。
要是首先不是文藝作品，而是一篇政治報告，經濟講話，或者一件什麼宣傳品，哪還談得上什麼政治标準，藝術标準呢。
巴金這時似乎并不曾想到這一點，似乎這時《激流》裡的覺新性格在他身上複活。
他和許多藝術家、作家一樣，早把文學藝術忘掉，他甚至把強調&ldquo學問&rdquo、&ldquo才華&rdquo都當作反面東西來進行批判。
他下的決心是要對自己進行思想改造，盡管在他内心中還存在壓抑感，也對某些問題感到困惑，但卻不敢往深處想，周圍氣氛實在使人無法動彈，甚至對家裡人說話這時也好像有一種障礙。
直到幾十年後，他才意識到自己當時一味迷信&ldquo天王聖明&rdquo，&ldquo想不通就不多想&rdquo，&ldquo也沒有時間苦思冥想&rdquo，正是使我們的許多作家創作園地趨于荒蕪的一個緻命傷。
說實在，當時即使有誰想明白了，誰能說這是一樁冤案嗎？誰也都隻能是《激流》中的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