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對某些問題的看法。
當時香港影片《春》、《秋》正在成都放映，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家》也已攝制完成。
巴金對這三部影片的編、導、演三方面都還是比較滿意的，特别是對反封建主題，都掌握得比較好，但是他對影片處理某些人物，停留在外形上醜化他們，而不是從他們思想感情上來進行分析，内心上來進行刻畫；有些外景如房舍院落，也與當年情況相距很遠，感到遺憾。
在成都訪問了一個月以後，他回到上海。
他又對那個臨行前曾訪問過他的《文彙報）記者說：“我總覺得捐了一個作家的頭銜，而寫不出一部像樣的作品，是愧對人民的。
我深為這件事而感到苦惱。
我決定從一九五七年開始，以十幾年時間來完成一部長篇，這就是我想把《激流》的續篇《群》寫出來。
雖然說不上以此報答人民，但是我想我是應該這樣做的。
”因此，他打算盡量減少自己不必要的交際工作，他說：“如果上海不允許我有較多的寫作時間，那我就決心回到成都去。
”
一個月以後，《解放日報》有個女記者也去訪問巴金。
巴金說：“現在的社會裡，一個人有了一些成績就受到表揚，這是很好的。
但如果你是個作家，出了名，你到一個地方，别人就請你講話，安排你和群衆見面，到處受到包圍，于是你就沒有機會觀察人，倒是人家在觀察你了。
而且還有些人知道作家來了，就起了戒備心思，怕說錯話被你寫進小說裡去；或者故意說什麼，做什麼，讓你寫。
這樣，你就不容易像普通人那樣真正地深入生活了。
”這個記者還向他提供了一個情況，說有人就快從大學文科畢業，一心想當個作家，但是他選來選去，選不準什麼職業才符合他當作家的要求。
這時巴金就說：“你最好勸他去做實際工作，不論到工廠、農村、商店，或者做記者都好，但就是不要去當作家。
因為有了堅實的生活基礎，作家就不必臨時抱佛腳去體驗生活了。
”巴金一向認為蘇聯作家愛倫堡那句“二十歲做作家是不幸的”的話，令人深思。
他覺得如果他的《激流》三部曲能寫得遲一些，生活積累得更多一些，各方面更成熟一些，就會通過更多更深刻的形象，把那封建家庭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更充分地表現出來。
一九五七年文藝界的春天，是随着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來到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确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在共産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上要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在經濟工作中實行對全國城鄉各階層統籌安
排和“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等方針。
講話還指出，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衆階級鬥争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争還沒有完全結束。
”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争——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我們的新國家。
與此同時，即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
會上傳達和讨論了毛澤東《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
毛澤東還在這次會上講了話，着重講了知識分子問題，強調要繼續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
就在這時，巴金在北京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的創作規劃會議，并與趙丹、方紀等作家藝術家一起，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毛澤東在與他們一一握手、問了各人的近況後對他們說：“你們都是作家藝術家嘛，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嘛！知識分子我們要團結，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是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
”接着他又談到講話和寫文章，他說：“寫文章應該以理服人，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就是以理服人嘛！但是現在有些人寫文章不講理，他們是以勢壓人！”
隔了幾天，到了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目叫《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的社論，它說：“黨内還有不少同志對于‘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實際是不同意的。
因此，他們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極的現象加以渲染和誇大，企圖由此來證明這一方針的‘危害’，由此來‘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
”社論還指出，在該報一月七日所發表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文（按：作者為陳其通、陳亞丁等四人），就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