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這個時期，思想是完全敞開的。
他不僅寫了許多雜文，發表了不少自己的意見；還在各種座談會上，或在家裡接受各報記者的訪問時，他幾乎都暢所欲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下旬，當他出發去四川成都之前，在與上海《文彙報》記者談話的時候，他就表達了自己這幾年來由于社會活動太多而缺乏時間寫作的焦急心情。
他說，他準備寫《家》《春》《秋》的續集《群》，把覺慧到上海後怎樣投入群衆運動的經過寫出來，可是忙于接待外賓和各種會議，把寫作都耽擱了。
他這次去成都，是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身份，去視察四川省圖書發行工作的。
同去的還有浙江省從事文史領導工作的專家宋雲彬。
他們在上海坐飛機赴重慶，早晨七點多鐘起飛，過南京、漢口、宜昌，都按次序在那邊停了一下，到重慶已是下午三點五十分了。
在機場接待的同志把他們接到第一招待所住宿，兩人都住在靠北那座大樓的第一層樓面上。
宋雲彬離開重慶已經十年，巴金從一九四六年五月來上海定居後也一直沒有到過重慶，這次兩人到重慶都是久别重來。
巴金想起十年前毛澤東主席曾作為客人，在這裡附近的上清寺下榻，還約請過他與老舍、胡風、邵荃麟、傅彬然四人去他住處談話，當時的情景還曆曆在目，而現在大家都已在共産黨領導下工作，并作為人民代表來到這裡，隻有胡風被摒棄在門外，不覺心境黯然。
當時重慶正是霧季，到下午才能看到晴天，他們花了幾天時間，了解了當地一些有關圖書出版工作，然後乘火車來到成都，同住在城内永興巷招待所。
成都是巴金的故鄉，但宋雲彬卻是初到，他比巴金更有興趣遊覽名勝古迹。
杜甫草堂當然是名勝之一。
但巴金告訴宋雲彬，成都遠郊還另有一個“草堂”，這就是巴金的老友李劼人的“菱窠”。
這個“菱窠”是李劼人在抗戰時期為了自己、也為了朋友們躲避敵人的空襲建造的“草堂”。
他把這個草堂作為住宅，直到今天。
宋雲彬雖讀過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三部曲，但并不相識，這次經巴金介紹，終于認識了。
他們一同在李劼人草堂裡看了他收藏的字畫。
當然，他們在成都比在重慶花了更多的時間了解四川全省的圖書出版發行工作。
巴金還在這裡會見了闊别多年的青年時代朋友吳先憂和盧劍波。
吳先憂是巴金十七歲時在成都編《半月》刊時的同事，他為解決刊物的經費問題，曾經上當鋪把自己的長袍當掉，他的“自食其力”和“自我犧牲”精神，曾使青年巴金把他當作“第三個先生”。
現在他在一個中學擔任校長，巴金見他工作順利，心境愉快，自己也覺得高興。
盧劍波是巴金在二十年代信仰無政府主義時的朋友，他現在四川大學任教。
巴金看到這兩位老友，好像又回到自己的青年時代。
吳先憂陪同他到商業場參觀，當年舊貌依稀，禁不住使巴金想起那時大哥在這裡工作時的情景。
而在他的另一個友人、成都市長李宗林問他要不要去看一看他的老家正通順街的舊宅時，巴金更情不自禁地表示出對它的懷念。
自從一九二三年他十九歲時離開成都後，他隻在一九四一年初春回成都住過五十天，他記得當時還是在抗戰時期，房子已是成都保安處長劉兆藜的住宅，巴金不僅再也看不到當年的那些青年夥伴，而且也無法人内看自己舊居。
他除了看到大門打開時，照壁上那個蜂色篆文“長宜子孫”四個大字外，
其他什麼都無法再見到了。
因為大門外站着的衛兵，他們正在用懷疑的眼光看着他。
第二年，他為了治牙病雖又曾回過成都一次，但并不曾到正通順街去，他想到門外的衛兵，再也不想到那個老宅去了。
現在，李宗林問他要不要去看一下舊居，他就說“去看看也好。
”第二天，他終于來到了在十九歲時離開的舊居。
啊，這次連“長宜子孫”的照壁都不見了。
這裡已成了解放軍部隊戰旗文工團員的宿舍，新房正是在舊時花園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
但是二門、中門、堂屋和上房都還在，巴金還看到了大哥住的屋子，和他與三哥堯林同住過的裝有玻璃窗的小屋。
他在這裡仿佛看到了大哥深夜摸索進轎子裡打碎玻璃，又仿佛聽到祖父咳嗽着從右上房穿過堂屋走了過來，他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場大夢。
這時，李宗林讓同來的人給巴金照了一些相，有站在玻璃小屋窗前的，有站在堂屋門口的，有站在祖父房間窗下的……
巴金在成都，也還是向當地記者直率地談了一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