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七年中國共産黨開展整風運動中，想乘機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進攻，妄圖取而代之，這樣的人也許不能說一個沒有；但反右派鬥争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内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确是鐵一樣的事實。
緊張恐懼的氣氛，不僅存在于被劃為“右派”的人們心中，還普遍地籠罩在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家庭中，巴金家也不例外。
他的許多熟人在報上被公開點名，過去經常來自己家中閑談的朋友不來或者少來了。
不久前“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争時期已經過去”的這樣一個說法還在耳邊響着，眼前呈現的景象卻分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報紙社論從呼喊“鳴得很不夠，放得很不夠”，忽然急轉直下，要求“反擊右派猖狂進攻”，使巴金一時轉不過彎來，在自己腦子裡回憶着這幾個月來寫了哪些文章，在哪些會上講了哪些話，有哪些話容易被人找作話柄，因為确實有些類似的話已被别人上綱上線，當作“靶子”批判了。
使他特别感到意外的是：正是那個為向領導提意見要不要全面問題而與他開過筆戰的姚文元，在這場運動中，正站在運動的最前沿。
他的名文《錄以備考》，正被作為沖鋒槍，向人們迎頭擊來。
恰好在這時，巴金又被通知到北京去開會。
他到了那邊，私下慶幸“領導”沒有把他劃成右派，讓他參加“反右”活動，一面又覺得左右的界線并不分明，有些人被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實在冤枉，特别是他的那些朋友，他最了解他們，他們不過有點牢騷，甚至他們某些見解并不比他更“右”，他們怎麼可能是與黨和人民為敵的“右派”呢？他這樣想，卻并不敢站出來替他們講一句公道話，而且還時時戰戰兢兢，提心吊膽，唯恐自己也讓人當場揪出來。
恰好這時《人民日報》來向他約寫“反擊右派進攻”的稿子，他想起在離滬前剛給《文彙報》寫了一篇題目叫《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文章，應付面臨的險境；現在到了北京，看來局勢比原來更嚴重，自己不得不用這種表态文章來保護自己，當天便寫了一篇與《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文章内容相似的文章，題目叫《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反正《人民日報》記者也不計較兩篇的題目、内容都差不多，大家都隻求過關，第二天就把它發表了。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時，代表們都住在前門飯店，和他同住一間房的是沙汀，斜對面住的是同從上海來的雜文家林放。
林放和他一樣，原來愛說笑話，現在一下子變得沉默寡言了。
巴金記得在前一時期，林放也曾發表文章，談過群衆對領導提批評免不了片面的問題，而且他還與巴金幾乎是同時寫文章批評過正在流行着的“有啥吃啥”說法。
現在他們兩人心中都好像有十五個吊桶在七上八下動蕩；互相看看各人的臉，隻是心照不宣，暗暗互祝平安。
他們所參加的人代會上的四川小組，有兩個人己成為當時反右運動的目标，那就是章乃器與潘大逵。
這兩個人開始接受人家對他們的猛烈開火。
巴金在小組會上一句話不說，私下慶幸自己一直不善于在會上發言，因而這次人家也沒有對他期望有什麼精彩演說。
林放則在會上作自我檢讨，希望能順利過關。
果然他的發言，得到最高領導的肯定，認為他的檢讨非常及時，并得到暗示，把發言改成短文，連夜打電話給他自己所主持的《新民晚報》發表，更由此得到諒解，被肯定那是一篇認真的自我檢查，一切說過錯話、做過錯事的人都要像他這樣低頭認錯，作出像樣的檢讨。
巴金雖沒有像林放那樣受到公開的肯定，但心中有了榜樣，同時讓他參加各種會議，他也不免心裡充滿感激之情；然而仍無法擺脫對朋友如宋雲彬、蕭乾等人遭遇的牽挂，由此心裡惴惴不安。
七月十日，周恩來總理召集文藝界人士在紫光閣開會，巴金遲到了，走進會場，隻見已有許多人在座，在他還不曾選定座位前，擡起頭，忽然發現老友蕭乾，正低着頭獨個兒坐在後座，沒有人理他。
巴金早就聽說蕭乾已被他當時所在單位《文藝報》社點了名，老友情緒緊張又低落，他心裡有所不忍，就很自然地坐到他的身邊去。
蕭乾兩眼無神，絕望地望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