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朋友，他還是照常和他們一起談笑，一起交換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仍非常相信他們，因為他知道他們的為人。
靳以就是其中的一個。
多年來，巴金和靳以一直共患難，同甘苦。
抗戰前，他們曾為合編的刊物《文季月刊》被禁止出版而同感憂忿，抗戰中他們又為《烽火》《文叢》從上海遷廣州而一起忙碌奔彼，解放後他們曾為人民取得勝利而歡欣若狂，互相激勵，一起下生活，一起去革命根據地參觀，到朝鮮戰場采訪，又一起到蘇聯訪問：反胡風和反右則又同感疑慮，而又無可奈何，幾次都以聯合發言的方式，求得共同過關。
一九五九年恰好是靳以五十大壽。
在“大躍進”中，靳以以他對社會主義的熱情，比巴金加倍的努力，連寫了十五篇歌頌“幸福的日子”的散文和随筆，替自己的生辰增添了更多的光彩。
他幾乎每個晚上都給巴金打電話，和他讨論《收獲》的編輯工作，并興高采烈地告訴他自己又寫成了一篇怎樣的作品，用什麼形式寫的，似乎有意在激勵巴金與他競賽。
但是人畢竟不是鐵打的，何況靳以實際的健康并不好，在十七歲時就發現心髒有病。
而靳以卻很少考慮自己的體質，能否适應這樣一個使他經常處在興奮狀态的形勢，甚至醫生多次給他警告，他都并不在意。
在巴金向他訴說自己最好能活到一百歲，才能把工作一件一件做好時，靳以就說一個人活到一百歲也還不夠，工作永遠做不完。
他幾乎每天都是晚睡早起，奮力寫作。
他的滿面紅光，朋友們還以為這是他健康的标志，不料這竟是他心髒衰弱的象征。
終于他因兩次心力衰竭進入華東醫院。
醫師為他搶救生命，警告他工作不要過分緊張，情緒不要過分興奮。
但是靳以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他照常上課教書，到作家協會開會講話，在刊物編輯部讨論稿件，晚上常常坐在寫字台邊埋頭寫作到深夜，有時甚至不知東方之既白。
在這年十一月初，他第三次進了醫院，但誰也不曾意識到這是他一生中最後的時刻。
當巴金到醫院去看他，他還笑着拉着他的手，叫他不要再來，說自己過幾天就要出院。
他還向他談起《收獲》的下期内容。
甚至在十一月六日那天晚上發病前幾小時，他還高興地向病友發表他對創作問題上的看法。
但到了深夜十二點鐘，護士聽到靳以在床上打鈴，跑過去看時，隻見他臉色變白，雙手按住胸口，說是氣悶，要她叫醫生來看急診，醫生趕到時，他隻說了一聲“難過，”就閉上了雙眼，什麼都不知道了。
他沒有想到自己會離開人間，他的夫人陶肅瓊和他的孩子也都沒有想到他會離開她們，和他交往有幾十年的老友巴金和巴金夫人蕭珊（陶肅瓊在中學讀書時的同學）也都沒有想到生龍活虎的才五十歲的靳以，會這樣突然離開大家。
巴金夫婦聽到噩耗，立時趕到醫院，但是平時十分熱情歡喜說話的靳以，早已一聲不響地走了。
他們後來又去靳以家中看望他的家屬，巴金想起抗戰前一年他怎樣受蕭珊的邀請，和李健吾一起去愛國女中和同學們講話；後來蕭珊又和陶肅瓊到福州路四百三十六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部來，巴金把靳以介紹給她們認識。
靳以後來和陶肅瓊戀愛結婚。
現在，靳以走了。
巴金來到了萬國殡儀館，他在院子裡看到台階下的那塊黑色木牌，上面寫着“章府”兩個大字。
院子裡靜悄悄，他才覺得他好像是在做夢。
他想起一九五六年魯迅遺體遷葬，他也曾與靳以一起扶着靈柩上車去虹口公園。
而現在靳以也随着魯迅先生去了，他與他的三十年友情也就那麼匆匆地過去了。
他似乎隐隐聽見靳以的家屬和靳以那個半癱瘓的女孩的
哭聲。
靳以突然離開人間，這一現實與眼前萬馬奔騰的“大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