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到寶山縣彭浦公社參觀訪問，是與一些作家同去的。
在這些作家中間，與巴金最接近的，就是曾在複旦大學教書的章靳以。
靳以在一九三一年就與巴金認識了，那時他還在複旦大學讀書，已經在《小說月報》發表作品，有時兩人作品還在同一期刊出。
兩人又曾多次共同編過刊物，後來靳以到重慶複旦大學任教，兩人不在一起了，但一九四四年三月巴金一到重慶，靳以就又經常到文化生活出版社來看巴金，成為日常相互談心的摯友。
抗戰勝利，兩人先後回到上海定居。
解放以後，又在作協上海分會共事，還常有機會一同去北京開會。
靳以也去過朝鮮戰場，還與巴金一起訪問過山東老根據地。
一九五七年開始，兩人又像解放前那樣合辦一個刊物，這就是《收獲》。
這是接受中國作協書記處委托而創辦的。
在《收獲》的編輯工作上，靳以比巴金付出了更多的心力。
刊物籌劃在反右運動以前，而正式出刊恰逢運動開始之時，這種遭遇是建國後許多編輯所引以為苦的常事，而《收獲》恰恰碰到了這樣一個局面。
一九五七年初靳以就與周而複、孔羅荪等談起要辦這樣一個大型期刊，大家都有一個美麗的設想，當年四月巴金也同意了靳以的要求，與他分拴刊物正副主編名義，并決定了《收獲》的名稱，便開始按計劃組稿。
但是第二個月，反右的風暴就來了。
到了六月間，靳以不得不在已經編好的第一期刊物上，補寫了一篇符合當時運動标準的“發刊詞”，急如星火地寄給當時正在北京開會的巴金，讓他這個身任“主編”的人簽署，還讓他征求一些在京編委同意。
巴金知道靳以工作很努力，在政治上更積極靠攏黨，在運動中總是十分熱情投入，而且常常一馬當先，雖然有些事情他自己也并不很理解，心裡有時有疑問，但靳以相信毛主席不會錯，共産黨不會錯，所以雖然身體不太好，患有心髒病，總還是熱烈響應，累了也不太注意保養。
他到工廠、農村去的次數比巴金還多。
在反右時，或在“大躍進”中，寫的文章也一篇接着一篇，在老作家中，怕隻有老舍才趕得上他那麼高速度。
面臨一九五九年建國十周年到來，巴金寫了七篇歌頌祖國的文章，靳以比巴金寫的篇數一倍還多，他日夜不停，一氣寫了十五篇散文、随筆和詩歌。
巴金和其他朋友，看到靳以這樣生龍活虎，都為他高興。
大家知道靳以是這一年五月入黨的。
這十五六篇作品，都是他在入黨前後寫的。
他确實對黨和國家充滿感情。
但他入黨後仍像入黨前那樣謙虛、熱情待人，對朋友樂于幫助，不像有些人一入黨就和黨外同志疏遠了，巴金也并不因為朋友人了黨而覺得有隔膜，他自己雖從未打過要求入黨的報告，但朋友人黨，他也為他們高興。
比靳以入黨稍早一些的唐弢，當時曾根據上級有關同志的囑咐，在一次與巴金的閑談中用十分随便的口氣對巴金說：“老巴，我看你也該向黨打報告，提出要求了。
”巴金笑了起來，很快回答說：“我這多年自由散漫慣了，組織觀念不強，恐怕還得努力。
謝謝你的關心，我想還是留在黨外的好。
”巴金說的是實話，他自從對青年時代那個美麗的理想感到不切實際以後，就從來不曾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發生過懷疑。
相反，他是這樣熱情地歌頌着眼前的現實，即他所說的“空前的春天”，認為“六萬萬中國人用跑步迎接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是“用‘千軍萬馬奔騰’的字眼來形容它，還嫌不夠！”但他确實沒有想到過要打入黨報告，因為他覺得自己長期從事創作純然是個
體勞動，自由自在的慣了，毛病一時改不了，眼前還是以不受任何約束為好。
但是對朋友們入黨，巴金總為他們高興。
許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