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作“作家”的人越來越多，而作品卻越寫越濫，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更加嚴重。
全國第三次文代大會就要召開了，又要叫自己發言，能講些什麼呢？說實在，他自己的思想也非常混亂，竟不知一九五六年三月那次會上講的究竟對不對。
想起這幾年的被人批判，和批判别人，這筆糊塗帳，連自己回過頭去看一下的勇氣都沒有啊！
他在湖濱走了兩三個小時，隔夭又到西山公園的竹亭裡坐了一個上午，望着自己熟悉的西湖景色，禁不住愣住。
這樣來來回回，挨了好些日子，又換了三個招待所，終于在花港那個住處斷斷續續地寫完了發言稿，題目是《文學要跑在時代的前頭》。
按着當時流行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說法，講了許多豪言壯語，把形勢誇張了一番以後，提出要求作家迅速把大批湧現的先進事迹和先進人物反映到作品裡來。
同時，他又借這個時機，再一次承認了自己需要思想改造，并勸說大家都要重視建立正确的世界觀，以指導創作。
這個發言稿拿到大會去宣讀時，已經是在七月下旬了，因為那次大會因籌備時間來不及，延遲到七月二十二日才開幕。
事情的戲劇性還在于，雖然在會上從陸定一的祝辭、郭沫若的開幕辭到周場的《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報告，和茅盾作的《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報告，以及巴金的發言《文學要跑在時代的前頭》，都強調了要作家們趕上大躍進時代，迅速反映大躍進中的大量新人新事；而就在開會前的一個月，巴金在上海擔任主編的《收獲》雜志，本來可以大量登載反映時代的作品；卻由于中國作家協會派人來通知，因“大躍進”經濟失調，加上“自然災害”，物資缺乏，紙張緊張，不得不停刊。
巴金想到靳以發起創辦的刊物，卻讓他來收拾掉，心中十分難過，但也無可奈何。
他轉而一想，把刊物停辦，騰出一些時間來自己多寫些作品也好。
這樣一到秋天，他就可以下決心在上海擺脫一些社會活動，去故鄉成都，專心從事寫作，以求完成自己在上海作協會上所訂的“創作躍進規劃”了。
果然，這一年八月，他在北京參加了第三次全國文代大會閉幕式，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後，就在第二個月開始恢複從事小說創作。
自從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寫過一篇題目叫《活命草》在《人民文學》發表之後，他有整整四個年頭零四個月不曾寫小說了。
反右以後的這幾年，他一直在戰戰兢兢、忙忙碌碌地應付政治運動和各種日常事務，不是開會，就是出訪，即有寫作，也多是散文随筆，而且大部分是為了去完成眼前的任務，有一些還是為了應
付國際和國内鬥争的需要。
說實在，有些問題也不容他細細思考，斟字酌句，大都匆促上馬，旨在表态，寫成後也不想再看。
有時把這些文章編到他自己署名的文學作品集子裡去，他還不很願意，因為把它們算作文學作品，是很勉強的，所以有的甚至幹脆扔掉。
寫小說，他一般總是作為他創作生涯裡的重點工程看待。
自從一九二七年開始拿起筆來寫《滅亡》之後，幾十年中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長的一段時間中止過小說創作。
現在他下決心，定下心來，寫它幾篇。
從北京回到上海，雖炎暑氣溫尚未降低，但他在離京前曾偕同蕭珊帶着小林和小棠，與沙汀一起去北戴河住了幾天，随身也帶回一篇寫朝鮮戰場的小說草稿，這是他住在北戴河招待所時，晚上乘着涼快寫的，題目叫做《副指導員》。
回到上海，他又把它修改了一下，終于頂住上海的暑氣，将它定稿。
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連隊的副指導員，在他的親哥哥英勇犧牲後，怎樣堅守戰鬥崗位，抱着樂觀主義精神，在戰火中搶救一個朝鮮老大娘出險，并由此激勵了另一個年輕的戰士。
寫好了這篇小說，他決定出發到成都去。
早在幾個月前，他就接到過沙汀和吳先憂從成都來信，要他到那邊作客。
實際上，巴金自己在四年前的一個冬天，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到四川視察後回到上海時，就對一個記者表示過，打算在以後盡量減少不必要的交際工作，“如果上海不允許我有較多的寫作時間，那我就決心回成都去。
”但是沒有想到後來急風暴雨式的反右鬥争和大躍進運動，又把他困住了這麼多年。
現在故鄉有那麼多熟人在等待着他，又有幾個好朋友在熱情邀請他，特别是成都市長李宗林，已經為他安排好一切，等他回去。
他就決定再回一次成都。
但是當時因為要準備第三次全國文代大會的發言稿，而且那時又剛從雲南回來，得把準備寫的個舊紀行那篇文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