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舊回來後第二個月，巴金到北京去參加了中國文聯第四次全國委員會擴大會。
在這次會上，決定了同年五月要召開全國第三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并指定要巴金在會上有一次發言。
巴金回到上海，當晚就坐在武康路家中二樓書房寫字台前，準備拿起筆寫發言稿，但不知為什麼，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而這時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正根據上級指示，配合政治，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在文藝上“挖祖墳”，開始對十九世紀歐洲文學展開批判。
巴金沒有想到上海的這個會，後來竟然開了四十九天，在群衆中得出了個“托爾斯泰沒得用”的結論，把西歐文學也徹底否定了。
幸而這場讨論，巴金得到孔羅荪的照顧，以巴金“不搞理論”和“社會活動多”為理由，不曾叫巴金參加。
巴金就以準備全國第三次文代大會發言稿為名到杭州去了。
浙江省文聯主席方令孺是他的朋友，十年前巴金曾與她一起去山東老解放區訪問過，去年他與蕭珊到新安江采訪，也曾路過杭州，承方令孺像對待親人一樣的接待。
這次他們再去杭州，雖說是去準備發言稿，但也是為了去看看方大姐，她待人熱情，和她相聚，使人感到愉快。
哪知兩人到了杭州，她卻到北京看病去了。
浙江省的同志安排他們住在西湖旁邊的招待所。
這裡環境幽靜，幹擾很少，确是寫文章的好地方，但是那個發言稿還是寫不出。
幾次寫了幾個字，又不得不把它撕掉，實在說，在這樣的時刻寫這樣的發言真是太困難了，他為此心裡感到煩躁。
有一次，他獨個兒來到湖濱散步。
雖說日子已經五月間，這裡還是柳絲飄拂的一片翠堤，他望着靜靜的湖面，什麼都不想。
偶然記起那要寫的發言稿，思想卻又被一九五六年三月自己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上的發言内容所掩蓋。
說真的，一九五六年那次發言，他是掏着心說出來的啊：
“……我被人稱為作家以後，我就覺得我的肩頭挑上了沉重的擔子，我的責任感也加重了……要做莎士比亞、歌德、雨果、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高爾基的同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創作是一個很嚴肅、很艱苦的事業。
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得在創作上付出很大的代價。
這個代價包含着辛勤的勞動，豐富的生活經驗，正确的世界觀，還包含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生活是創作的泉源……作家要是沒有一肚皮的話想告訴人，他怎麼能寫作？作家要是沒有自己想說的話，他為什麼要寫作？……我們可以造一萬把式樣完全相同的椅子，或者照一個美觀的圖樣做一百隻景泰藍花瓶，我們卻不可以寫一篇内容和己發表作品相同的小說……因為創作裡必須有自己的東西……”
巴金記得當時在他的發言中，還說過這樣的話：
“創作是個人的勞動，作品是有個性的。
而且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時代與環境也有很大的關系。
吳敬梓寫不了《紅樓夢》，曹雪芹也不會想到寫《儒林外史》。
李白和杜甫這兩位唐代大詩人是好朋友，但是李白寫不出杜甫那樣的詩……即使是具有同樣正确世界觀的作家也會有各人不同的工作方法，即使生活在相同的環境裡面，也會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反映生活……我說創作是集體事業，還因為作品必須在讀者中間起作用，在群衆中間産生好的和壞的影響。
即使一個作家花去五年十年的勞動寫成一本壞書，他也沒有權利要求發表他的作品，讓它在群衆中間産生壞的影響。
他應當考
慮怎樣再花若幹時間重寫他的作品……“
巴金記得當時他的那次發言，在最後還這樣鄭重地提出過要求：“讓一個從事創作的人有充分的時間，至少也得拿起筆寫完若幹字的時間，而且還得有執筆以前的醞釀、思索的時間……讀者向作家要求的是作品，所以必須有作品。
但是作家寫作品也需要時間，這不是零零碎碎的幾小時或幾天，這應當是一段較長的時間……寫作也需要強度的、忘我的勞動……草率決不是成功的方法，我們單革看一頁托爾斯泰的手稿就知道創作需要什麼樣的勞動了。
要繁榮創作，要提高創作的質量，就得讓作家在自己的工作上多花工夫。
作家的學習和改造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們也得跟作家的創作活動結合起來，才可以産生效果。
”
那次發言，到現在整整四年過去了！當時隻在《人民日報》摘要發表了一些，以後就開始反右運動、反右傾和大躍進運動，再也沒有人記得他的這個發言，連他自己差不多都把它忘掉了！而當時他所提出的問題，眼前不但沒有解決，而且變本加厲。
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