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他們，麻煩就多了。
我不是在開玩笑。
在我們新社會裡也有這樣一種人，人數很少，你平時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但是你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了。
他們歡喜制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于自己制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願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裡頭。
倘使有人不肯鑽進他們的框框裡去，倘使别人的花園裡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鳥叫。
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聲，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
他們今天說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種人的形象，明天又說那一位作者誣蔑了我們新社會的生活，好像我們偉大的祖國隻屬于他們極少數的人，沒有他們的點頭，誰也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他們有一個時期非常輕視文學作品的作用，公開說“托爾斯泰沒得用”；另一個時期又把文學作品擡得很高，要作家對讀者們的一切行為負責。
巴金說這些話是有根據的。
在三年前，姚文元他們在北京幾個刊物上對巴金作品進行攻擊時，巴金接到過上海一個大學生給他的一封信，說他犯了錯誤，是因為他讀了巴金的一本書，所以這個讀者除了自己檢讨，還要巴金也一起檢讨。
對這樣的無理要求，巴金并沒有理會，因為巴金認為讓一本小說來負責一個讀者世界觀的改變，是不公平的。
因此，他在會上說：“要一個作家負擔過多的責任，使人感到不寫文章反而兩肩輕松，不發表作品叫别人抓不到辮子，倒可以安安靜靜地過日子，這決不是好辦法。
”說這樣的話，巴金也有事實根據。
他記得就在最近《上海文學》發表了他的朋友歐陽山一篇以一個百貨店女售貨員為題材的小說，因為寫法上與當前流行的寫法有些不同，沒有重複别人常說的話，編輯部就接到批評信。
因此，巴金說，現在許多人隻好小心翼翼，不論說話作文，都不敢稍露鋒芒，甯願多說别人說過若幹遍的話，而且盡可能說得全面，即使談一個小問題，也要加上大段的頭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辮子，不管文章有沒有作用，隻求平平安安地過關。
在大會發言中，巴金還提到他有個外國朋友，這個外國朋友曾在廣州、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訪問，他後來對人說起他在每一個城市都受到熱
情接待，“但是他奇怪的是在不同的宴會上，他從不同的主人口裡聽到的差不多相同的談話。
”因而巴金說：“為什麼我們文學藝術的百花園中還不見紅花似海、百鳥朝鳳？為什麼我們的報刊上許多人喜歡重複用着同樣的詞彙和字句？……顯然，我們前進的道路還有障礙，障礙不止一種，我剛才講過的那種不知從哪裡來的框框和棍子，和那些但求無過的怕挨整的顧慮，是最大的障礙。
”
接着，巴金很坦率地說，雖然他知道今天我們國家需要的是堅持真理、熱愛祖國的文藝戰士，但當浮誇風盛行的時候，許多人也明知是非，卻不敢出來講話，包括他自己，因為怕亂棍打在自己身上。
“我自己就應當接受批評，因為我也寫文章替‘浮誇’宣傳。
”所以，巴金認為，今後作家一定要有勇氣，“頂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種各樣的棍子。
”他的發言，還向一些專門看風向、摸“行情”的“批評家”提了個要求：希望他們能夠以平等的态度對待作家。
好的批評家應該是作家的朋友，而不是作家的上級。
巴金講這些話的時候，會場上有不少坐在前面的人向後面找一個熟面孔；坐在後面的人，又擡起頭朝前邊去找那個熟面孔。
人人都知道那個熟面孔：圓圓的臉，瞪着的大眼睛，和一張方而闊的大嘴，那不是别人，就是張春橋的得寵者：姚文元。
在場了解内情的人都記得，不久前從北京開會回來的孔羅蘇，還曾向石西民彙報，中宣部、文化部負責人也說姚文元文章簡單粗暴，強詞奪理，叫人看了生氣。
而這時姚文元正坐在中間，瞪着雙眼，嘟起嘴，皺着眉頭，不知在想着什麼。
在巴金把他的發言最後的一句話“我們一定要使上海文學藝術的百花園中出現的一個無限美好的春天”講完後，全場響起上海曆次文藝界大會上所少有的響亮的掌聲。
許多人都說巴金這次話講得好，講到我們許多人心裡。
巴金自己也覺得有一種很少有過的舒暢感覺通過全身透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