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發巴金的大字報張貼在作協的中央大廳裡，并給已金加了個“黑老K”的頭銜，意思是巴金在文藝界影響之大等于撲克牌裡僅次于“A”的“老K”。
寫作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是直通中央文革的！這樣，打倒黑老K巴金就在上海作家協會内掀起了一個高潮。
上海作家協會内的樓梯口，從三樓頂端挂下了長達十幾米長的直幅标語，一直拖到地面上，上面寫着：“徹底打倒上海文藝界的黑老K——巴金，批倒邪書十四卷《巴金文集》。
”接着，作協“文革領導小組”就有人來通知巴金，說他“态度不老實”，革命群衆要對他采取行動，當即派了機關紅衛兵到巴金家中進行抄檢。
他們從上午抄到下午，連中飯也從作協食堂送到現場來吃，足足經曆了六七個小時，才把書櫥都貼上封條，把他們認為可以“追查”的東西都拿走，逼着蕭珊交代銀行存款存單的下落，以便追繳，臨走時還貼了一張揭發巴金“罪行”的大字報在他家門廊的入口處，對巴金威脅說：“你再不老實交代，我們就把大字報貼到大門口，看你以後怎樣過日子！”意思是如果把大字報貼到大門口，過路人都可以進來胡作非為。
因此，後來有人還解釋，這還是一次“保護性抄家”。
但是事情并沒有這樣結束，這次抄家隻是個開始。
接着就是無數次迫害接踵而來：不是在“牛棚”被提審，就是讓造反派帶到别的單位去揪鬥；另外，是不斷被“勒令”寫思想彙報，承認人家對自己的批判十分正确，擊中自己的要害，然後感謝“文化大革命”對自己的挽救，稱道“造反派”是自己的救星。
而這種迫害，一天比一天厲害，最初是低頭認罪，後來是九十度彎腰，更後來索性“坐噴氣式飛機”，……一到晚上，總是精疲力盡，深夜回家，還得防備南來北往的紅衛兵親臨家中進行突襲。
他們有的三三兩兩，有的成群結隊，有的翻牆進來，有的公開敲門闖入，隻要臂上纏着“紅衛兵”或“造反派”臂章，都可以叫你全家乖乖的聽他大聲吆喝。
他們可以在你家中要拿什麼就拿什麼，沒有人會來打抱不平，也沒有公安人員敢來這裡維持治安，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上海社會。
巴金家幾次領教了這樣的“小将”光臨，他家的半導體被抄去，望遠鏡被拿走，至于各種各樣的書，隻要哪個“小将”說要拿去批判，他就得沒二話可說讓他們拿去批判。
一個晚上，幾個中學生翻牆頭進來，為頭的隻不過十四五歲，是從北京來的幹部子弟，他們都是經過天安門城樓檢閱過的紅衛兵，以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為他們壯過膽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将”。
他們蜂擁進入中門，一聲吆喝，叫全家的人都站出來。
蕭珊看他們深夜闖入，來勢洶洶，怕巴金被他們揪走，就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報告情況，要求民警出來幹預。
誰知派出所隻有一個人在值班，迫于眼前情勢，不敢出來管。
而那個為頭的紅衛兵發覺了蕭珊的行動，跟着趕到派出所，竟然當着民警的面，用銅頭皮帶對蕭珊狠狼地抽了一下，并把她押了回來，同巴金和他的兩個妹妹以及還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的二十一歲的女兒小林一起關在廁所裡。
然後，他們在樓上樓下各個房間跑遍，順手牽羊，吃的吃，拿的拿，呼嘯而去。
吓得巴金一家在他們離開半個小時了還不敢出來，廁所門雖然讓他們關着，但井未上鎖，他們卻不知道該不該出來。
這年頭就是有一批人可以胡作非為，什麼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事都敢做；而一般群衆，普通的老百姓，包括最有才能的知識分子，連做個安分守己的人都不可能。
他們隻能在壞人的棍棒下忍氣吞聲，什麼都得相信“天王聖明”，按着明明不合理的歪理去辦。
巴金天天晚上吞幾片安眠藥，才能入睡。
他的滿腦子都是“想不通”！
這多年來他哪樁事不按“上面”的指示辦？作為作家，他按“上面”指引的方向下部隊，下農村，也去工廠，去老區；又照着“上面‘；布置下來的任務，去開會，去寫稿，去送往迎來，忙忙碌碌，把自己本來準備動筆寫的創作計劃放棄，為的都是響應号召，去趕當前中心任務。
但是現在他怎樣呢？卻得到這樣的結果！他雖然想不通，但又懷疑自己真有罪，思想改造不徹底。
……現在他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受苦，來淨化心靈。
你們鬥他，他低頭認罪，你們高舉雙手高喊：”打倒巴金！“他也高舉雙手，高喊：”打倒巴金！“
這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似乎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結束了，隻有蕭珊還在身邊。
她與他經常痛苦地相對着無言，但經過長時間沉默，終于蕭珊說話了，她悄悄地對他說：“我們要堅持下去，要堅持。
堅持下去就好。
”
巴金從蕭珊對他的同情中，汲取了力量。
他覺得自己應該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