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啊！”巴金歎了一口氣。
于是蕭珊也就憂郁地應聲說：“日子難過啊！”但又接着鼓起勇氣勸他：“要堅持下去，不要灰心啊！”有時還說自己了解他，别人對他誤會，她對他決不會誤會；别人誣陷責罵他，她勸他都不要計較。
“堅持下去就好。
”她總是這樣說。
她相信一切道理總有一天會弄清楚。
她在巴金面前，再也不像過去那樣耍小孩子脾氣了。
她顯得老練成熟起來。
巴金因為有蕭珊對他的信賴與安慰，而不緻在這樣的時刻感到完全絕望。
但是蕭珊心裡苦。
因為形勢越來越嚴酷。
一九六七年五月，北京一家大報首先發表文章，點巴金的名字，題目是《大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權威》，說巴金“是最典型的資産階級精神貴族”，“寫的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據說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上海作協造反派頭頭時，張春橋曾說：“巴金完全應該批，特别是他的思想影響很大，應該好好的批！”他還說：“你們要從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高度來考慮問題！”接着，姚文元也說：“說批巴金要中央點頭，沒有這回事！”于是上海作協造反派的頭頭們，就在批巴金的大旗下，幾派聯合起來，加緊批鬥巴金。
這樣，第二個月，就有上海兩家大報批巴金《滅亡》中無政府主義的文章。
隔了兩個月，“中央文革”進一步迫害彭德懷将軍，将一九五九年八屆八中全會上公布過的《關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忽然又在《人民日報》上重新發表，這更使巴金覺得自己的問題火上加油，因為他在朝鮮戰場上曾訪問過彭德懷，還寫過一篇《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的文章，當時起過很大影響。
果然不久，上海作家協會造反派又出版了《文學風雷》期刊，連續發表大量文章，對巴金進行批判。
上海報上也出現了一篇批判文章，題目叫《評彭德懷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結》。
複旦大學“巴金專案組”的紅衛兵為此來到作家協會揪鬥巴金，不讓巴金回家，強迫他住在作協三樓走廊上，住了兩個星期，還把巴金的日記本作為獵物抄去。
巴金在“牛棚”從一九六七年七月開始寫日記，當時除了接受批鬥，他每天工作是清掃廁所，在花園裡掏陰溝、拔野草，在廚房裡揀菜、洗碗、揩桌子，所以所寫的日記實
際是勞動日記，當然還有一些自我批評和思想彙報，無非是表示“真心悔改”，争取“坦白從寬”。
這樣的日記，起初每天讓監督組拿去挂在走廊上，但挂出去，就讓人拿走了，也不知是造反派拿去作“批判”材料，還是有人偷走作“作家墨迹”保存。
這樣，巴金就不再每天把日記交出去審查；雖然這樣，他還是知道有一天仍難免要被迫交出去，所以他寫這些日記，總把它當作坐在造反派面前寫的東西，一絲不苟地寫些認罪的話。
果然，兩個月以後，複旦大學紅衛兵一到，就先抄“牛棚”裡的抽屜，把巴金這一時期日記全都抄去。
他們在作協審查巴金，審了兩個星期還嫌不夠；後來索性把巴金揪到江灣複旦大學中文系學生宿舍關了起來，讓他們把他當作拳擊師的練球标，誰都可以對他進行批鬥，即所謂進行“大批判”，以壯各派聲勢。
等這些青年人對他虐待夠了，将近一個月時間，他才被釋放回來。
接着是一九六八年開始的各種“遊鬥”。
巴金和吳強等都無一例外地經常應各處的“勒令”而不得不去作“反面教員”。
場面最大的一次，是全市批鬥市委書記陳丕顯與宣傳部長石西民。
巴金與上海文藝界其他知名人士趙丹、白楊、吳強、賀綠汀、豐子恺等都被揪去一起陪鬥，地點在上海雜技場裡。
大家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走資派”彎腰屈膝，造反派耀武揚威，震天響的口号一陣又一陣，看來“運動”已經達到了最高潮。
但是過多的批鬥場面，反而使群衆的情緒逐漸下降。
“雜技場”的這樣演出，并沒有超越雜技場演出雜技的規律：雜技這玩意兒，一次看過，第二次看就沒有味道了。
相反，群衆經曆了夠多的批鬥會，逐漸發覺批鬥的内在真相。
猶如看魔術，看多了就識别了戲法的虛假。
複旦大學紅衛兵把巴金批鬥了一個月，有的人反而因讀了巴金作品而成為巴金作品的熱情讀者和研究者，轉而覺得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寫得實在勉強，實在蠻不講理。
而巴金呢，他也因為參加了過多的批鬥會，在這時開始逐漸認識了造反派，原來他們也在做戲。
“他們要整我，我大拍馬屁也沒有用處。
”他把“文革”的真相一步一步地看穿了。
最痛苦的還是蕭珊。
看到巴金的問題一天比一天嚴重，揪他去批鬥的地方越來越多，造反派對他的态度一天比一天更惡劣，她的心裡也就一天比一天沉重。
有一天，她上街買小菜，看到淮海路上作協造反派的大字報，不但把她和巴金名字寫在一起批判，還把巴金全家的姓名都上了榜，加了各種罪名。
她覺得日子難過，健康情況也越來越壞。
自從不要她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