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去作協上班後，作協造反派卻通知裡委對她進行監督，要她每天早上清掃馬路。
蕭珊不得不每天天還沒有亮，就戴着口罩上馬路掃地。
有一次，她到作協學習，傍晚與巴金一起回家，那天總算造反派沒有留難，他們六點左右就到家了。
蕭珊比較高興，一到家便到廚房準備晚餐。
巴金像往常一樣，在走廊裡的飯桌旁坐了下來，他随手拿起報紙，忽然看到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心裡頓時大吃一驚，還不及細讀，就忙把報紙藏了起來，怕蕭珊看到，影響她的情緒。
蕭珊果然面露笑容，端着飯菜出來了，巴金隻好故作鎮靜，陪同蕭珊匆匆把飯吃好，但心裡卻忐忑不安，不知說什麼好。
隻見蕭珊放下碗筷，就找報紙看。
巴金想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的地方，但一轉眼，她還是想到要看報，終于把報紙找到了。
她看着，看着，忽然一聲不響，笑容沒有了，就走到房間裡去，這一夜就再也不講一句話。
巴金的心，像被誰割了一刀那樣，他看到蕭珊躺在床上，臉朝裡面，小聲地哭着……
一到夏天，巴金又讓造反派揪去參加上海文化系統召開的鬥争巴金的電
視大會。
作協造反派還以“上海作家協會造反兵團”與“上海工人革命文藝創作隊”名義出了兩本《徹底打倒無産階級專政的死敵巴金》專刊，反映這次批鬥大會的内容。
與此同時，上海兩家大報又各以《鬥倒批臭文學界反動權威巴金》和《清算反共老手巴金的滔天罪行》為通欄标題，發表整版文章對巴金進行批判。
第二天，又分别以類似的通欄标題發表消息，報道文化系統舉行電視鬥争大會的内容。
這一時期報紙本來已經像中了邪一樣，題目越用越大，文字字體也從五号字放大到四号字，唯恐吓不倒人家。
現在所有“大批判”文章都處理得這樣突出，這次也不例外。
巴金面對這樣的遭遇，一如但丁在《神曲》中描寫的煉獄中受罪那樣，他唯一祈求的是淨化自己的心靈。
他承受一切冤屈，承受一切罪過，承受一切魔鬼對他的各種迫害。
然而到了秋天，他又不得不離開蕭珊去郊縣松江辰山公社參加“三秋”勞動。
這時，工宣隊與軍宣隊已經“占領上層建築”，這次下鄉，統由工宣隊員帶領。
這些工宣隊員為了表示自己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對巴金和他的難友們大都要求很嚴厲。
因此，在勞動中，巴金和他的難友們又不免被派去幹最重的活，吃難以下咽的“憶苦飯”，并聽取造反派的任意造謠和無端訓斥，如說他“每月領取上海作家協會一百元的房租津貼”等等。
這類精神折磨，大半是在“田頭批鬥會”上進行。
每當大家流着汗努力挑泥挖土的時候，忽然一陣笛聲，大家便放下鐵鎝，集中起來，在男女社員們的圍觀中，聽貧下中農對舊社會的控訴，然後就由造反派或工宣隊員出來向“牛鬼”訓話，不是指那個人幹活不夠積極，就說這個人跑路精神不佳，最後就随便拉出個“罪孽深重”的人來作重點批判，要他低頭認罪。
在這種場合，最合适的常常是巴金。
因為他的名氣最響，誰都知道他出身地主家庭，又寫過“大毒草”《家》。
而且在革命群衆批判他的時候，加給他的罪名，一般他都能接受，因此批鬥會也最容易獲得“巨大成果”。
後來回到上海，形勢似乎有些緩和，巴金、王西彥、魏金枝等似乎都得到“寬大”的處理，可以允許與革命群衆一起參加學習了；工宣隊員看到他們，也開始露出了笑臉。
蕭珊也因為身體不好，得到裡委允許，可以不再每天一早上街打掃馬路，而由巴金的妹妹代勞。
但是也就在這個時期，社會上忽然又掀起一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高潮，巴金和蕭珊不得不流着眼淚把剛從初中畢業的十七歲的兒子小棠，送到安徽省嘉山縣農村插隊落戶。
風雨飄搖的時代，從不幸的家庭成長起來的子女，飽嘗了時代的艱辛，也看夠了世态炎涼，人情冷暖。
他們和他們的父母共同承擔了社會對他們不公平的待遇。
當時巴金的女兒小林已在不久前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了，學校被既殘忍又愚昧的造反派所控制和占領，畢業學生的去向誰也無法作主，年輕的畢業生都像失群的螞蟻，到處亂碰。
小林得到同學祝鴻生的照應，在患難中結成良伴。
這使病中的蕭珊，在巴金下鄉和小棠務農的時期，總算有了半個依靠。
但是不久，巴金他們從“三秋”勞動回來後所受到的“寬大”待遇。
又很快改變了。
據說是工宣隊準備先把他們幾個人“解放”的打算，受到張春橋的批評，理由是：“上海作家協會沒有一個好人，不存在解放人的問題！”于是第二年他們又被“下放”到松江去勞動，邊勞動邊“鬥、批、改”。
雖然，他們通過去年“三秋”勞動，對割稻打谷之類的農活已經比過去熟練，但這沒有用，他們仍是“牛鬼”，造反派依然對他和他的難友們保持着敵對的眼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