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天動地的一九七六年，給國家帶來了巨變，也給每個家庭帶來了變化。
先是一月九日早晨，巴金從床上打開收音機，忽然被一陣哀樂聲音愣住，還不曾意識到這是怎麼一回事，隻聽見和他同睡在一間房裡的小棠驚呼：“總理！”果然周恩來總理去世了！一時這兩代人都說不出話來。
當然，這對巴金是更大的打擊。
周恩來一直是他期望的人。
他認為隻要周恩來活着，一切就有希望。
眼前昏天黑地的現象，終将由周恩來把它收拾幹淨。
正因為他對周恩來有絕對的信任，所以他一直聽他的話，加緊自己的思想改造。
即使現在已經看清了那些“革命造反派”的真面目，他還不曾絕望，他把希望寄托在周恩來身上。
雖然他在報上看到周總理的臉一天比一天消瘦，他還是期望有一天能見到這位令他從心裡感激和信任的人，讓他知道自己這十年來的情況，向他訴說自己的真誠，和自己對他的想念。
在長期動亂中，巴金曾經在一張小報上看到張春橋對造反派的談話記錄，張春橋說上海文藝界有不少通天的人，一有動向，他們就向北京通氣，現在他已經與周總理打過招呼，不讓周總理來管上海的事。
這使巴金更加想念總理。
他知道周恩來與江青、張春橋有鬥争，而且鬥争很隐蔽，很複雜，周總理心裡一定十分痛苦，但又無可奈何。
如果沒有周恩來，“文革”中被整挨鬥受冤屈死的人肯定還要多。
巴金總在心裡暗暗祝願周恩來身體健康。
而現在周恩來去世了，什麼都完了！巴金感到絕望。
他料想以後江青、張春橋這些人将更加猖狂，但不知道他們在上海的那些看家狗們将跟着他們的上級又将在老百姓面前翻什麼新花樣。
好在這時小棠己有可能從農村調回上海，因為自從去年小林分配到杭州在《浙江文藝》工作後，上海家中隻剩下三個老人和一個嬰孩，這就是巴金和他的兩個妹妹以及新生的外孫女端端。
這樣，小棠就要求從安徽嘉山縣農村調回上海，照顧家中老小。
後來，小棠幾經交涉，終于在這一年夏天把戶口轉回上海，在街道團委青少年教育組幫了一段時間的忙，最後被分配到益民食品三廠罐頭車間當工人，每天的工作是把罐頭推到蒸氣室去消毒。
小棠在農村吃過苦，他對現在的工作還滿意，因為現在他每天還有時間可以自修法文和英文。
巴金除了按日譯幾百字的赫爾岑《往事與随想》之外，還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與一些親友寫信上。
這時李緻常有信來，他有時還代沙汀和巴金傳遞口信，互通問候。
巴金在給李緻信中，也偶然有一些地方透露自己的内心感情。
在這一年七月，朱德去世後，巴金就在給李緻的信中談起這件事，他說：“朱總逝世，我感到悲痛，他雖然九十了，可是看起來還很健康，想不到一下子就離開了我們。
二十年前在柏林中國大使館裡我和他同桌吃過飯，後來在人大小組會場上談過話，他的四川口音比較重。
他的确是個偉大的革命戰士。
”蕭珊生前的同學杜運燮、查良铮，都成了巴金通訊的對象。
他總是把小林、小棠的工作、生活境遇告訴他們，因為他知道蕭珊的同學懷念蕭珊，把孩子們的情況告訴他們，是會使他們得到安慰的。
當唐山發生大地震波及天津時，巴金也很關心查良掙的安全，曾寫信去詢問，因為這個曾用“穆旦”筆名寫詩的人，在天津工作。
從北方到上海避震的朋友來看巴金，告訴巴金他們在北京瞻仰周恩來遺容，發現周十分消瘦時，巴金與客人都禁不住低下頭來，互相不讓對方看到各人臉上的眼淚，大家心裡明白，周恩來總理為扭轉“文革”黑暗局面，曾付出多大的代價。
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
文這些人卻不讓大家戴黑紗，不許大家開追悼會，人們隻能冒着嚴寒站在長安街上等候靈車，呼喚“總理”，表示哀悼。
已金聽了北方朋友講的話，他到了晚上自己也就做起夢來，跟着瞻仰遺容的群衆走向周恩來總理遺體告别。
他似乎也看見了總理消瘦的臉。
巴金在床上醒來，禁不住咬着自己的嘴唇，用手搔自己的胸膛，似乎有一團火在自己的心裡燃燒。
他懷着深仇大恨詛咒這一夥無惡不作的黑幫早些滅亡。
這些日子來，他一直回憶着逝去的歲月，想起與周恩來總理在一起的日子，和他對自己說的那些話。
而現在，一切全都過去了。
但是人間許多事情都難以預料。
這年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忽然天翻地覆，乾坤扭轉的時刻來到了！那是一個靜靜的中午，巴金正坐在藤椅上閉眼小歇，老友王辛笛忽然匆匆趕來，顯出幾十年來從來不曾有過的興奮神情，跑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