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機器，改造我十年，卻始終不曾把我改造成機器人。
過去的事我偏偏記得牢。
。
這些天他還接到在廣州的三十年代老友葉非英家屬給他的信，和曾在四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飛機狂轟濫炸下，與他一起避難昆明的盧芒芬夫人來信，她們都要求巴金為她們死去的親人和丈夫幫助申請伸冤平反。
想起這些在“左”毒中無辜犧牲的老友，巴金有時竟無法人眠。
他在“四人幫”剛垮台時，曾說自己從此可以安穩睡覺了，沒有想到“四人幫”雖然垮台，“左”毒在五六十年代就開始作的孽，卻仍在日夜折磨着他。
他想到葉非英把一生獻給教育事業，最後卻隻能以豬食充饑，累死在勞動場所，盧主芬在當年曾是開明書店的工作人員，為出版事業作出過貢獻，後來竟死在北大荒，臨終“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得”。
巴金為這兩個友人在受冤過程中一直保持着沉默而感到不安。
這些年來，“為了保全自己，我掩蓋了身上的傷痕。
”他在四次文代大會後不久寫的《創作回憶錄》中談到《還魂草》時，終于把自己的這種心情表達出來。
在文代大會期間，他還聽人談起畫家韓美林的經曆，說他住在一個城市裡，鄰居養了一隻小狗，他經常逗着它玩，并給它吃東西，小狗對他很有感情。
“文革”開始，他受批鬥，“專政隊”把他綁起來遊街，要他承認“裡通外國”，他不承認，就拳打腳踢，把他打得頭破血流，最後打斷他的一條腿。
正在這時，鄰居的那隻小狗從人叢中鑽進來，到他身邊為他舔傷痕，并用腳撫摸他的身體，親熱地向他搖着尾巴，還向打他的人發出吠聲，似乎在向他們提出抗議。
那些惡人用棍棒打這隻小狗，小狗不肯跑開，他們就把它的後腿打斷，地上增加了血迹。
畫家終于給關了起來，作“隔離審查”，幾年以後放出來，他一回家就打聽小狗下落，才知道小狗就從他遊街被打那天開始，哀叫了三個日夜，死了。
巴金聽了這個傳說，很自然地想起“文革”中自己家中被迫送去醫院作解剖用的小狗包弟。
他覺得對不起包弟，為了想保全自己，把它犧牲在手術台上，他感到慚愧。
當然使他更加懷念并感到不安的，是他的夫人蕭珊。
她經常陪同他在院子裡散步，有時還彎着身子，在草地上拔除雜草，同時還在午後逗着包弟玩，而現在隻有她的一隻骨灰箱放在他的枕邊。
他立下誓言，願在自己永遠閉上眼睛時，讓自己的骨灰同她的攙和在一起。
因為她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她的骨灰裡有自己的淚和血。
也就在一九八○年春天，巴金還收到一封姓楊的女同志的來信，向他訴述了蕭珊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時的一個同學王樹藏的經曆。
這個同學曾經是巴金當年寫《火》第三部時一個主角朱素貞的原型。
她原是巴金一個老友的妻子，年紀比蕭珊大一些，誠實、樸素、大方，容貌端正，但後來不知怎樣，遭到丈夫的遺棄，巴金為此批評過老友，希望他能控制自己感情，不要見一個愛一個，那個老友雖然沒有接受他的批評，但結果新的戀愛也沒有成功。
而蕭珊的同學終于給她丈夫以自由，自己另找了對象，結婚後入了黨，建國後在一個單位當了領導。
“文革”中曾有人從東北來向蕭珊了解王樹藏在昆明時的情況，蕭珊去世後，又有外調的人來向巴金了解，說要給她落實政策，
準備恢複她的工作。
巴金在四次文代大會結束後回到上海寫關于《火》的創作回憶錄時，提到這件事，并曾祝她安好。
哪知文章發表才一個月，一個姓楊的女同志就來信告訴他：當年那位曾與蕭珊在昆明一起學習、一起生活，五十年代還曾出差來上海，看望過巴金、蕭珊夫婦，蕭珊還曾陪着她上街買東西，請她在外面吃飯的女同學，現在“已成了個活着的死人，隻有兩條腿不停地移來移去，不停地挫着牙齒，有時發出壓抑的怪聲音，眼睛發直，上身不會動，不會說話，不會吃喝，下身墊着尿布、塑料布，隻能穿兩隻套腿的棉褲，被子掩蓋着，不然會給她踢掉……”
巴金拿着這封信禁不住發愣，想起在抗戰時期他到昆明去看蕭珊，曾看到王樹藏與她的幾個同學都住在一個樓上，和蕭珊一起過着十分融洽的同窗生活，她們年輕、勤奮、快樂，充滿朝氣，對未來都有美好的理想，哪知這可怕的十年“文革”竟給她們帶來如此巨大的災難。
蕭珊郁郁而死，而那個當年品貌端正，思想進步，為同學們愛戴，把她當作大姐姐的王樹藏競被折磨成這個樣子！他還有什麼話說呢？
就在這樣的實際感受中，巴金在上海武康路自己的書室裡連續寫了四篇談“探索”的短文，寄給香港《大公報》作為“随想錄”專欄的文章發表。
他說他非常欣賞《大公報》上一個作者說的那句話：“要是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創新意義的東西來，非得讓人家探索不可。
”但是有人警告他說：“你要探索，要創新，就是不滿現狀，‘不滿現狀’可要當心啊！”而巴金卻知道自己從小不安于現狀，連寫文章也正是由于不滿現狀而開始的。
隻是在“牛棚”裡才做了地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