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把離京日期延遲了一天，為的是參加在八寶山舉行的馮雪峰追悼會。
追悼會氣氛莊嚴肅穆，出席的人不少，再也不是三年前那次由姚文元批文“不得在追悼會上緻悼詞”的“追悼會”那種凄涼光景了。
但是想起這位魯迅在世時就從事黨的工作，這多年一直處在被壓抑、被迫害環境中，臨死還聽不到自己恢複黨籍通知，在憂憤中去世的革命作家，許多人站在他的遺像前，不免唏噓歎息。
特别是巴金回憶起與雪峰四十多年長期推心置腹的交往，在“文革”中雖斷斷續續地聽到他的一點消息，從聽說他在幹校種菜，到幾年後調到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又聽說他患肺癌進醫院，巴金以自顧不暇，始終不曾去一封信，雖然心裡一直惦記着他，不曾忘記雪峰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想把他推薦到北京工作，因巴金不曾同意，結果隻好自己應召去北京，當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
想不到不過四年左右，他就給揪了下來，從此
二十年冤沉海底，到眼前才給徹底平反。
而前些時候，竟然還有刊物把他在“文革”中被迫寫的“交代”材料當作他的遺作發表，使巴金讀了十分難過。
他認為再沒有比這更不尊重作者了！
巴金回到上海，已經是這個月的最後一天。
這次他在北京雖然重逢了不少久别的老友，與茅盾、葉聖陶、胡愈之、冰心、沈從文、曹禺、李健吾等人先後相聚，給他帶來不少安慰；但是牽挂在他心上還有一些他再也見不到了的熟人陰影。
他無法把他們忘懷。
比如在北京時，他聽南京來的朋友談起當年的青年作家方之，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前曾與陸文夫一起去看過巴金，當時巴金剛讀過方之的《在泉邊》與陸文夫的《小巷深處》，覺得這兩篇短篇小說都寫得不錯，它們的作者顯然是兩個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他們在他面前談起要組織一個叫“探求者”的業餘作者團體，想約幾個志同道合的業餘作者共同切磋研究各人的作品，以求在創作上能有提高和創新。
巴金理解他們的這樣一個願望，因為他在年輕的時候也曾有個這樣的打算，他覺得這兩個來訪的年輕人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負，本來應該受到杜會的鼓勵，但他又覺得他們想得簡單，因為他已經感到氣候在變化，就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雜志”，要他們放棄這樣的打算。
但是他們沒有聽懂他的話，或者由于他沒有把話講得十分直率，十分清楚，以緻他們沒有能理解他的意思。
不久他到北京參加全國第一屆人代大會第四次會議，就知道反右鬥争開始了，許多人受到批判，回到上海，終于聽到“探求者”們被戴上帽子的消息，以後就不再聽到方之的名字，幾年後卻在《文藝報》上看到茅盾評論陸文夫新作的文章，說他“摘帽”後寫的幾篇小說寫得不錯，但是後來又聽到另一種說法，說陸文夫的表現不好，于是又給打了下去，一直經過十年動亂，随着許多名字重新出現的時候，才又看到這兩個已變成半老的當年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又發表了新作。
巴金讀到方之的新作《閣樓上》，也聽到别人談起方之的另一篇新作《内奸》，他為方之新的成就感到高興。
這時巴金還接到方之給他的一份電報，說他己回到南京，正在籌辦一個叫《青春》的刊物，請他寫稿。
巴金正忙得不可開交，又在病中，但想起二十年前這個青年朋友的熱誠，仍抽空給他寫了封回信，告訴他自己正在生病，寫不出文章，希望得到他的諒解。
巴金期望着能在這次文代大會上與他重新見面，但是沒有想到江蘇代表團代表這次比别的省市來大會報到遲了一天，為的是參加在南京開的方之追悼會。
方之靠邊二十年，在“文革”中受盡折磨，在一九七八年回南京時身體已經被折磨得無法再繼續工作，但是他仍訂了個五年計劃，說自己準備“再做五年苦工”，不料隻一年工夫，就與這個對他不太寬容的世界告别了！
巴金在北京還記得老舍夫人胡絜青曾向他回憶老舍死時的情景，她說：“我永遠忘不了我自己怎樣在深夜用棉花蘸着清水一點一點替自己的親人洗清頭上、身上的斑斑血迹，不明白是哪裡出了問題，不明白為什麼會鬧成這個樣子……”他聽了她的話，仿佛看見滿頭血污包着一塊白綢子的老舍一聲不響躺在太平湖的西岸。
他在四次文代大會會場上沒有看到老舍的影子，他感到十分寂寞。
多少年來他在北京開會，總與這個老友坐在一起。
每次他到北京他總去看老舍，老舍總是說：“我們出去吃個小館吧。
”而現在他的聲音好像還在耳邊，卻永遠看不到他穿得整整齊齊，有時還拿着手杖的形象了，在面前顯現的模模糊糊的影子，則是躺在地上流着血的一個精神十分疲倦的老人……有個好心人對巴金說：“不要糾纏在過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
巴金聽了他的話，很想接受他的勸告，但是卻又無法把過去的事情完全擺脫掉，他在他的《随想錄）中說：“我沒有辦法使自己趕快變成《未來世界》中的‘三百型機器人’，那種機器除了朝前走外，什麼都看不見。
很可惜，‘四人幫’開動了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