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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時代的良心:《随想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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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誰會關心幾百年前人們的生活!巴金則認為“讀者關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技巧是為内容服務的。

    ”他甚至說“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真實,是自然,是無技巧。

    ”現在四十幾年過去了,沈從文改了行,在古代服飾研究上取得了成績;巴金自己呢?雖然他說:“我的收獲卻不大,因為我有一個時期停止了探索,讓時光白白地飛逝,我想抓這個抓那個,卻什麼也不曾抓住。

    今天坐在書桌前算了算帳,除了慚愧外再也講不出什麼。

    ”但是他又說:“失去的時間是找不回來的。

    但是未來還不曾從我的手中飛走,我要抓緊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

    我要繼續進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擱筆的時候。

    ”事實上,巴金的收獲并不比沈從文差。

    他的《随想錄》給予人們的影響,應該說比沈從文的服飾研究成就更大。

    當年他們兩人的争論,實際是一場政治與藝術關系問題的讨論,或者說是内容與形式關系的争議。

    兩人的不同經曆,對藝術的不同看法,将永遠成為人們研究曆史、研究人物、研究政治和藝術的生動話題。

     巴金堅持自己的這個信念,即“要做一個善良些、純潔些、對别人有用些的人”,因此他覺得必須總結自己幾十年寫作的經驗,探索為什麼有個時期“讓時光白白地飛逝”,使自己感到慚愧?回想到五十年代自己的一次經曆,覺得還應該再寫一篇“談探索”,來談談這個問題。

    他說當時有一份雜志的編輯來向自己約稿,要他寫一篇報道一位勞動模範事迹的文章,采訪由編輯陪同前往,材料也現成供給,他寫了後自己看看覺得毫無可取之處,但又不得不寄去,結果那家雜志的編者不好意思退稿,把它轉給一家日報發表了。

    現在回想起來,巴金覺得當時那個編輯意思并不錯,錯在自己為什麼要按照别人的意志寫作?當年他總以為自己“過去所作所為全是個人奮鬥,為自己,現在能照刊物的需要辦事,就是開始為人民服務。

    這種想法,我今天覺得很古怪,可是當時我的确這樣想,這樣做。

    ”現在“大夢已醒”,他說“我要講我心裡的話,表達我自己的意志。

    ” 巴金對自己經曆的連續探索,使他在八十年代的創作生涯精神煥發,思考了當前中國社會的許多重大問題,顯然這些問題大都從他的親身經曆出發,不少是文學藝術界的事情,觸及的卻是面臨整個世紀的現實問題。

    在寫了四篇談探索的文章以後,他又連續五次、六次談到說真話、寫真話,在是不是真正徹底否定“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提出了看法。

     還是從回憶過去的事情開始。

    巴金說這多年來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每次運動過後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内縮,越來越接觸不到别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别人談心裡話了。

    他自己也把心藏得很深,隻想到怎樣保全自己。

    十年浩劫 中,人們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

    而自己怕連累家人,也隻好人雲亦雲。

    “别人‘高舉’,我就‘緊跟’,别人擡出‘神明’,我也就低首膜拜。

    ”巴金說“自己也有責任”,“正因為有我這樣的人,謊言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話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在再論說真話時,他說他過去到處看到一些永遠正确的人。

    “他們時而指東,時而指西,讓人不斷犯錯誤,他們自己永遠當裁判官。

    ……本人說話不算數,别人講了一句半句就會記在帳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也不臉紅”。

    接着,他講自己也有慘痛的教訓。

    一九五八年大刮浮誇風時他相信别人的“豪言壯語”,同時也跟着别人講“豪言壯語”。

    一九五六年他也寫文章鼓勵人家“獨立思考”,一看到幾個熟人跌倒,他自己也隻好認錯,開始人家說什麼,自己也說什麼了。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問,他的腦子裡好像隻有一堆亂麻,己無法獨立思考,隻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來越大,自己已無可救藥,唯有受難,受苦,受刑,隻是為了開脫,挽救妻子、兒女。

    “那時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種符咒。

    ”在謊言中過的日子,聽假話,說假話,把假話當作真理。

    但是終于逐漸認出了虛假,從“改造”自己,轉為保全自己。

    “十年中間我逐漸看清楚十座閻王殿的圖像,一切都是虛假!”他終于醒過來了,回過頭看清了自己這些年來是怎樣走過來的,腳下原來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起來的謊言!現在,他知道即使給鋪上更多的鮮花,謊言總是謊言,謊言不會變成真理!“人隻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這是他花費了多高的代價,才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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