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八十年代曙光開始寫的《随想錄》，從第三十一篇到第九十篇，确如它的書名《探索集》和《真話集》所标示的那樣，作者思想集中在“探索”與“說真話”問題上。
巴金先在香港《大公報》上看到一篇題為《異樣也是常态》的文章，裡面有一句話，給他的印象很深：“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創新意義的東西來，非得讓人家探索不可。
”可是他又立刻聽到人們這樣的警告：“你要探索，要創新，就是不滿現狀，‘不滿現狀’可要當心啊！”因而引起他的深思：自己從小就不安于現狀，總是想改變現狀，不肯走家裡人給自己安排的路，後來才沒有落到像自己寫的小說《寒夜》中那個小知識分子的那種結局！人們為什麼那麼害怕别人“不滿現狀”呢？而且現狀，确實有許多問題值得人們不滿啊！比如有人認為各人自己動手，為自己服務，是對知識分子改造的好辦法。
因而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領取幾塊、十幾塊稿費也要自己到郵局排隊，一個幾本書的郵包也要自己去拿，什麼事都要自己花勞力，花時間，但是一個人為自己服務的時間越多，他為人民服務的時間越少。
知識分子為自己花體力勞動的時間多了，他的腦力勞動為别人服務的時間也就少了。
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不值得人家想想，研究研究嗎？他并由此想到瞿白音為寫了一篇《創新獨白》受盡地獄般的折磨；而自己在一九六二年上海第二次文代大會上發的一次言，後來就成為“反黨罪行”，在“文革”中給一次次揪出來示衆。
所有這些，“現在到了給總結的時候了！”因此，他說他還是要“探索”下去，決心不做機器人。
巴金寫“随想”談探索，一次談了又談了一次，二次，三次還不夠，終于談了四次，寫了四篇《談探索》。
第二次他談的是他從事文學創作，也是為了探索，以及文學創作對别人的影響問題。
他說自己寫小說，隻是在找尋一條救人、救世、救自己的道路。
說實在，是有感情要傾吐，有愛憎要宣洩，歸根結蒂，是為了探索。
五十多年來他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但是他從來不曾離開文學，因此他有時也就走上人雲亦雲的道路，“沒有寫作的渴望，隻有寫作的任務觀念，寫出來的大都是隻感動自己不感動别人的‘豪言壯語’。
”今天他又拿起筆，繼續探索。
但是“任何時期總有些人不高興，不願意看見别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類總是在探索而前進。
”巴金認為自己在多數作品裡，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要求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别人的痛苦上；要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
但是文學創作又不可能向讀者說教，牽着讀者鼻子走的。
而事實上哪怕藝術性至高無上的作品，也很難牽着讀者鼻子走。
“隻有愚昧無知的人才會随便讀到一部作品就全盤接受……但這種人是很少有的。
”作品對讀者的影響，一般總是“潛移默化”，像食品一樣，經過讀者咀嚼以後消化了才會被接受，而每個讀者不可能隻讀一本書，他總是通過讀許多書，同時又經過各種現實生活的影響，并經過思考，才把它消化掉。
所以“把一切罪名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點不公平。
”巴金還談起楊振甯教授到他家中訪問，談起《傷痕》一類小說，指出當前我國社會上存在的缺點，為此擔心，意思是“有病就得醫治，治好了便能恢複健康。
”巴金自己說得更直截了當，他認為：“未治好的傷痕比所謂傷痕文學更厲害，更可怕。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諱疾忌醫。
但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為隻要掩住傷痕不
講，傷痕便可不醫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瘡，卻怪别人亂說亂講。
“因此，他說：”對我說來，文學的路，就是探索的路。
我還要探索下去。
五十幾年的探索告訴我：路是人走出來的。
“
巴金談探索的第三篇文章，主要談作家如何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問題。
他說“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學家的探索不同，我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的問題。
我想來想去的隻是一個問題：怎樣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或者怎樣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他寫文章堅持一個原則，這就是：不說假話。
把心交給讀者。
“我不追求技巧。
如果說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寫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話，那麼幾十年來我所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樸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他回憶三十年代他在北平和老友沈從文曾有過一場小小的争論，沈說文學作品或者文章能夠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