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巴金同志寫傳，是我的願望。我願盡我的力量，來完成這項工作。但不論從思想，還是從寫作才能來看，我都難以挑起這副擔子。使我敢于一試的，是由于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同志的鼓勵和幫助，特别是有李濟生同志的助一臂之力。他在我寫作過程中，提過很多很多的意見，訂正了原稿上的一些事實出入，還陪同我去他的故鄉四川成都訪問，使我有機會得與了解巴金同志生平的人進行詳談。比如巴金同志的堂弟李西舲老人，老友盧劍波教授等。他們都八十多歲了，由于他們的熱情談話，使我有可能收集到書本以外的材料。所以應該說，李濟生同志既是我的責任編輯，也是我的顧問，按理說應該與作者共同署名的。
至于巴金同志，在我寫作過程中，曾接受過我多次的訪問。他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已進入高齡，健康情況也不太好，我非常感謝他給我每次提問的一一答複。而當這部傳記的上卷在1988年《小說界》雙月刊連載完畢後，1989年5月他在醫院卧病期間，又由他的女兒李小林同志把全文讀給他聽，并對事實細節提出了十幾處補正，使我有足夠依據對這本傳記進行了修改，做到比原來的更為翔實。巴金對我在文學創作上的關心和教導，以及小林同志對我的有力幫助，都使我難以忘懷。
此外，解放前曾與巴金同志夫婦先後有過交往的盧劍波、錢君匋、朱雯、冰心、趙家璧、師陀、王辛笛、柯靈、唐、王西彥、黃裳、楊苡、王蘅文、肖荀、馬雲等同志，以及一些雖不認識巴金，但對當年時代背景十分了解的老人，如曾在三十年代初期《時報》擔任本市新聞版編輯的顧芷庵等新聞界前輩，都曾為《巴金傳》的寫作，接受過我的訪問，提供了不少珍貴的材料。巴金作品的研究者李存光、陳丹晨、陳思和、李輝、賈植芳、唐金海、張曉雲等同志所編寫的書，也給了我不少有益的啟發。至于傳記在《小說界》連載時，責任編輯左泥同志以及江曾培、孫颙、郏宗培等同志的關心和支持，那就更不必說了。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1990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