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過得快，轉眼兩年過去了。
到了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又到悶熱的夏天。
這天上午，在巴金家裡，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和中國作協四川省分會派了兩個同志來看巴金，巴金剛從華東醫院出來不久，他聽取了這兩個同志的彙報，知道中國作家協會與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大學、中國作協四川分會、四川省文藝出版社、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文聯、成都市百花潭公園、慧園等單位，根據一九八九年巴金八十五歲壽誕之際、在上海召開的首屆巴金學術讨論會上，與會的中外學者一緻要求一九九一年在巴金的故鄉四川召開一次國際性學術讨論會的提議，為此，他們決定在今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開巴金國際學術讨論會，會議中心内容是：巴金對中西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與發揚，以及巴金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及世界文學。
會議還将參觀根據巴金名著《家》修建的林園一一慧園。
巴金對來訪的客人們說：
“我有病，不能出席讨論會，非常抱歉。
我長期患帕金森氏症，靠藥物延續生命，但是有一個毛病還在發展，那就是語言障礙，我常常聽不懂自己講些什麼。
腦子還管用，嘴卻不聽指揮。
隻好請筆來幫忙。
“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懂藝術。
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
對我的祖國和同胞，我用作品來表達我的感情。
寫作六七十年，我并無大的成就，可以說是愧對讀者。
“我提倡講真話，并非自我吹噓在傳播真理。
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
我講的隻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發現錯誤，可以改正。
我不堅持錯誤，騙人騙己。
所以我說：”把心交給讀者。
‘讀者是最好的評判員，也可以說沒有讀者就沒有我。
“因為病，我的确服老了，現在我行動更不便，寫字很吃力，體力都不斷地衰退，以後我很難發表作品了。
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後還是要用行動來證明我寫的和我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說明我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一句話，我要用行為來補寫我用筆沒有寫出來的一切。
“請相信我。
謝謝。
”
巴金把這些話用書面交給四川來的代表，請他把這個發言稿在九月中旬召開的國際學術讨論會上代為宣讀。
最後他又對客人們說：
“我病得很久，希望能在這一二年中把病養好。
如果我的健康能夠有所好轉，争取在我九十歲的時候，能再到四川去一次，和故鄉父老鄉親朋友們見見面，談談心，同時看一看成都市的建設。
”
巴金微笑着表達了他美好的願望，這無疑将給四川故鄉人民帶去最大的歡欣與安慰。
這一年的九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成都召開的第二次巴金國際學術研讨會。
雖然中心議題是巴金對中、西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借鑒，巴金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但是，人們在大會發言中，在小組座談會上，在與會者平時的接觸談話裡，還是把話題扯得更廣泛，更深入。
曾經在四十年前與巴金共同在朝鮮戰場上生活過的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葛洛，他代表作協緻辭，要求人們：學習巴金一貫的追求光明追求時代同步前進的革命戰士風格；學習巴金的創作态度，和他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曆史使命感；學習巴金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和他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這些
話得到大家贊同，但是在會場上，人們更多的還是談到巴金在《随想錄》中所顯示的思想發展和人格覺醒。
大家感謝他在八十年代中給予我國思想界的巨大影響，并難忘他給青年學生和中青年作家的有力支持，人們還記得不久前他談過“中國的希望在他們身上”的話。
大家領會這次國際學術研讨會上，巴金寫給大會的信中所說的：“我要用行為來補寫我用筆沒有寫出來的一切”這句話的深層意義。
早在三年前他就給李緻寫信說過：“真正了解我的人并不多，可能有些未見過面的讀者看到了我的心。
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樹碑立傳，空話我已經說得太多，剩下的最後兩三年裡我應當默默地用‘行為’償還過去的債。
”
就在這次研讨會召開後三個月，李緻又接到巴金的一封信。
像上次謝絕四川有關部門要為他重建成都舊居那樣，巴金這次又婉謝有關出版社要為他翻印日記，他說“關于日記我考慮了兩個晚上，決定除收進全集外不另外出版發行，因為這兩卷書對讀者無大用處（可能對少數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點線索），我沒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費紙張。
我最近剛看過這些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