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時情景的追叙，柯靈關于在“文革”開始前文藝界情況的介紹，王西彥關于他在“文革”中與巴金同在一個“牛棚”裡生活時情景的描繪，黃裳關于巴金在霞飛坊生活時的往事叙述，馬雲關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事務的憶舊，所有這些都為我寫的《巴金傳》充實了内容。
而南京大學教授楊苡、上海科學院細胞生物學專家王蘅文、文藝出版社幹部蕭荀、盧灣區産科醫院高級助産士沈瘐香等對我的談話，則更多有關巴金夫人蕭珊的事迹，當然這也相應豐富了巴金每個時期的生活内容。
此外，還有一些雖然與巴金不相認識，卻非常了解當年時代環境的老人，出于對上海文藝出版社事業的關心，和對《巴金傳》寫作的熱情期望，他們或則接受我的采訪，無私提供我大量素材；或則主動寫信來，向我補充資料，有時還糾正我在《小說界》發表的初稿中的訛誤。
其中曾在三十年代《時報》擔任過本市新聞版編輯的顧芷庵先生，向我詳述了當年他的同事吳靈緣經手編發巴金長篇小說《激流》（出書後改稱《家》）在《時報》上連載時的經過。
另一在盧灣區老年大學工作的秦駕彭老人，還主動寫信給我，告訴我當年為巴金介紹《激流》給《時報》刊用的文化人火雪明是川沙人，而不是甯波人。
市立第二中學王镫令老師還介紹他的同事林老師與我相識，為的是林老師曾經做過巴金外孫女端端的班主任。
他的目的是希望我在《巴金傳》中把巴金的家庭生活和端端的學校生活聯系起來，使巴金的教育思想（對當前教育改革的看法）在作品中寫得更鮮明。
至于續卷寫作過程中，則得益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巴金全集》責任編輯王仰晨，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劉麟，以及巴金先生在四川老家親屬李緻同志提供的材料甚多。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部對《巴金傳》出版的重視，和廣大讀者群衆也包括巴金的朋友們對這本書的熱情關注，都使我日夜處在緊張不安的狀态中。
但是相反，巴老對我的寫作，卻十分放手，他從不向我表示應該怎樣寫或者寫什麼。
他像尊重一切作者寫書一樣，從不對我幹預。
雖然我每寫好一章，總把原稿交給他，希望他看一下；但他有時幾乎一字不看就轉給李濟生同志了。
因此，有時文章在《小說界》登出後，他才發現問題。
比如我把他的三叔和《家》中的四叔等同起來，以緻寫成與祖父的姨太太經常勾結在一起制造事端的壞人。
這使他感到不安。
他對我說：“其實，三叔不過脾氣不好，起初與我們兄弟相處得也還是不錯的。
”在出書前，他請他的女兒李小林同志把全文一字一句的念了一遍給他聽，并向我提供了一些補充修正的意見。
巴老對我工作的支持，是我的幸運。
我雖然訪問了許多人，由此得到不少寫作素材，但有些往事究竟相隔久遠，有時别人轉述，不免以訛傳訛，甚至文字記載也不免失實，這就需要我向巴老核對，加以鑒别。
比如一九三五年冬天，巴金在北平幫助靳以結束《文學季刊》後，在該刊寫的停刊詞《告别的話》，和一九三六年在上海為《文季月刊》寫的創刊詞，趙家璧同志在
一九八八年《新文學史料》上寫的回憶靳以的文章中，都把它們當作靳以寫的，家璧同志還把他的文章清樣寄我供我參考，我讀了後找《告别的話》和《文季月刊》創刊詞來看，發覺不大像靳以所寫，倒很像巴金的文字。
經我向巴老提出詢問，果然，他說都是他所寫，并且說，這兩個刊物凡是不署名的文章，都是他執筆的。
後來我又向家璧同志核對，他說确是他記錯了。
由此，我知道：即使當年的同時代人，年代過久，有時也不免記憶出錯。
這還使我想起另一件事，是有關錢君匋同志的回憶。
我幾次帶着錄音帶去他家裡，聽他的長時間談話。
因為就目前講來，在上海能談巴金在二十年代住在寶山路寶光裡生活時情景的，隻有他一個人了。
年逾八十，仍精力充沛能作長談的錢先生，他的熱情叙述增長了我不少見識，同時也使我非常感動，但究竟年代過久，有些事情不免有所出入，如有關他當年給朋友幫助的事，後來據我了解，此事與巴金并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