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寫人物傳記，有利的條件，莫過于傳主的健在。
我寫《巴金傳》，最大的幸運是随時可以請教巴金，并有他的家屬李濟生、李小林等人的幫助。
上海文藝出版社找準題目，找定作者，而又能很好地創造條件，幫作者把工作做好，這是它的大本領。
所以我說，我的幸福是巴金給的，也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給的。
《巴金傳》出版後，得到各報刊和電台、電視台的推薦，并被上海列入1991年度紅旗讀書運動推薦節目，這是出于人民群衆對巴老的愛戴，也是由于出版社（包括《小說界》編輯部）有關領導和責任編輯認真工作的結果。
他們在約稿中，總編親率精旅，浩蕩前來，勢在必得，這樣的氣魄，這樣的決心，這樣的工作精神，永遠是我的楷模。
另外，我也深知沒有前人的耕耘，就沒有成熟的泥土足以培植新的果樹成長。
任何事業的建樹，都依賴承前啟後，衆志成城；而不可能白手起家，無祖無宗的。
對巴金的學術研究也是這樣。
所以我感謝一切先我研究巴金的學者，如陳丹晨、李存光、譚興國、唐金海、張曉雲、陳思和、李輝等，我從他們的著作中得到營養，他們永遠值得我尊敬。
但也無可否認，我的書究竟是巴金的第一本文學傳記，它既需要評介他的作品，更需要全面反映他的經曆，他的生活。
作家是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他的作品固然是他生活中的一個主體，但作品決不是他生活的全部。
在滔滔不絕的曆史長河裡，作家的生活之船既有順水而下的時候，也有逆水行舟的日子，甚至更有翻船覆船的時刻！在錯綜複雜的時代環境裡，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有時可以代表他的思想，有時卻也難以抒發他的感情，有時甚至還被迫長期擱筆。
作家的一生很多時候是離開他的筆而存在的。
有時即使他有筆如椽，揮舞自如，生活也總是他的作品的主宰。
所以作家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他的傳記總要把他的作品放在他的生活之下，而不會把它遊離在生活之外。
生活總是作家傳記的中心。
我曾就這個問題請教巴老，巴老說，“作家傳記應該是以作家在實際生活中的為人，來對照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看看兩者是否符合。
”這樣的說法是令人信服的。
我正是想按照這樣一個準則，來反映巴金的一生。
當然，反映得是否正确，那要看我的水平了。
而此刻我所以在輕松中感到不安，感到沉重，正是因為我在這一點上唯恐做得不夠。
從上海文藝出版社來看，我是它的一個忠實讀者，也是一個極為普通的作者。
但從我個人來看，上海文藝出版社和我的關系卻很深，影響也很大。
我永遠記得一九五六年八月，它曾為我出版過一本特寫集《芝巷村的人們》，這本小書是我解放後的第一本作品集，它給了我重新從事文學寫作的勇氣；
我也永遠記得一九八五年六月，它為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鮮花與美酒》，使我在文學創作的前進道路上，又有一次檢視自己習作的機會。
而從一九八七年開始的《巴金傳》寫作，沒有上海文藝出版社領導和編輯同志（特别是責任編輯李濟生、左泥兩位）的熱情鼓勵與積極幫助，這部五十萬字的傳記是不可能在四年中完成的。
十年前，巴金前輩在《随想錄八十八》中為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三十周年紀念寫了文章，他說：“慶祝三十歲生日，總結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不用說是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
……對編輯同志，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極大的敬意外，我沒有别的話可說了。
”現在，又是十年過去了，面對又把十年的時間花費在默默無聞、辛勤的編輯工作上的上海文藝出版社同志們，我們今天又有什麼話好說呢？我除了再一次表示極大的敬意之外，隻有像巴金前輩那樣，到了耄耄之年，仍以不歇的勞動來酬答我們那麼好的一批熱情無比的讀者，那麼好的一批勇于犧牲自己、樂于幫助别人的從事編輯工作的同志們。
至于在我的家庭中，我妻劉秀梅和我的四個子女為這本書所付出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那也不是一句話能說明白的了，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1993年5月26日在熒熒樓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