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
還會再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
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
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無論誰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
當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
沒有神，也就沒有獸。
大家都是人。
七月六日
合訂本新記
一
三年前我答應三聯書店在适當的時候出版《随想錄》的合訂本，當時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書，自己并沒有信心。
說實話，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門在半路上，感到進退兩難。
我知道老是唠唠叨叨，不會讨人喜歡，但是有話不說，将骨頭全吞在肚裡化掉，我并無這種本領。
經常有一個聲音催促我：“寫吧！”我不斷地安慰自己：“試試看。
”隻要有精神，有力氣，能指揮筆，我就“試試看”，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終于寫完了最後一篇“随想”。
我擔心見不了天日的第五卷《無題集》也在叽叽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過荊棘叢生的泥濘小路，進入燈燭輝煌的“文明”書市和讀者見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
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
今後呢，五卷書會走它們自己的路，我無能為力了。
這大概是我所說的“适當的時候”吧。
那麼我答應為合訂本寫的“新記”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一百五十篇長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自己說是“無力的叫喊”，其實大都是不曾愈合的傷口出來的膿血。
我擠出它們不是為了消磨時間，我想減輕自己的痛苦。
寫第一篇“随想”，我拿着筆并不覺得沉重。
我在寫作中不斷探索，在探索中逐漸認識自己。
為了認識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
本來想減輕痛苦，以為解剖自己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把筆當做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卻顯得十分笨拙。
我下不了手，因為我感到劇痛。
我常說對自己應當嚴格，然而要拿刀刺進我的心窩，我的手軟了。
我不敢往深處刺。
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迹，但更多的卻是十年創傷的膿血。
我知道不把膿血弄幹淨，它就會毒害全身。
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着這樣的膿血。
我們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樣的命運。
不用我擔心，我沒有做好的事情，别的人會出來完成。
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會有人走到我的前頭，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寫完五卷書我不過開了一個頭。
我沉默，但會有更多的作品出現。
沒有人願意忘記二十年前開始的大災難，也沒有人甘心再進“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
我們解剖自己，隻是為了弄清“浩劫”的來龍去脈，便于改正錯誤，不再上當受騙。
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别人，免得将來重犯錯誤。
二
怎麼我又講起大道理來了！當初為香港《大公報》寫稿的時候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
我的《随想錄》是從兩篇談《望鄉》（日本影片）的文章開始的。
去年我在家中接待來訪的日本演員栗原小卷，對她說，我看了她和田中絹代主演的《望鄉》，一連寫了兩篇辯護文章，以後就在《大公園》副刊上開辟了《随想錄》專欄，八年中發表了一百五十篇“随想”。
我還說，要是沒有看到《望鄉》，我可能不會寫出五卷《随想錄》。
其實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這是獨立思考的必然結果。
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随想錄》，六十年代我寫不出它們。
隻有在經曆了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政治運動之後，隻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裡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
真正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換了面貌，我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
隻要靜下來，我就想起許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鄉》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談怪論，中央電視台召開了座談會，我有意見，便寫了文章。
朋友潘際坰兄剛剛去香港主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他來信向我組稿，又托黃裳來拉稿、催稿。
我看見《大公園》上有幾個專欄，便将談《望鄉》的文章寄去，建議為我開辟一個《随想錄》專欄。
際坰高興地答應了。
我最初替《望鄉》講話，隻覺得理直氣壯，一吐為快，并未想到我會給拴在這個專欄上一寫就是八年。
從無标題到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