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頭三十篇中除兩篇外都沒有标題），從無計劃到有計劃，從夢初醒到清醒，從随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别人指揮，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
拿起筆來，盡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個時期提起它我就肅然起敬，高呼“萬歲！”可是通過八年的回憶、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過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圍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筆經常碰到我的傷口。
起初我攤開稿紙信筆寫去，遠道寄稿也無非為了酬答友情。
我還有這樣一種想法：發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負擔。
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
我邊寫、邊想、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隻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
寫《總序》的時候，我并不覺得筆沉重，我也沒有想到用“随想”做武器進行戰鬥。
我從來不是戰士。
而且就在《随想錄》開始發表的時候，我還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稱“文革”為“偉大的革命”。
十多年中在全國報刊上，在人們的口頭上，“偉大的”桂冠總是和“文革”連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萬歲也一直未停。
但是在《嚼火集》的序裡我已經看出那頂紙糊的桂冠不過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
我的眼睛終于給撥開了，即使是睡眼矇眬，我也看出那個“偉大的”騙局。
于是我下了決心：不再說假話！然後又是：要多說真話！開始我還是在保護自己。
為了淨化心靈，不讓内部留下肮髒的東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們污染空氣。
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了解剖刀。
要消除垃圾，淨化空氣，單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大家都有責任。
我們必須弄明白毛病出在哪裡，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麼就挖吧！
在這由衰老到病殘，到手和筆都不聽指揮、寫字十分困難的八年中，“随想”終于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
不能說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獲，但是我的書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
我這個病廢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荊棘叢中開出了一條小路。
我已經看見了面前的那座大樓：“文革博物館”。
三
我說過“随想”是我的“無力的叫喊”。
但五卷書卻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為它們的命運作任何安排。
既然它們“無力”，不會引起人們注意或關心，那麼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吧。
在我們這樣大的文明古國，幾聲甚至幾十聲間斷的叫喊對任何人的生存都不會有妨礙。
它們多麼微弱，可以說是患病老人的歎息。
絕沒有想到《随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唧唧喳喳傳到我的耳裡。
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
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情，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
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
我反複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說是“百家争鳴”，為什麼連老病人的有氣無力的歎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懷着好意勸我盡早擱筆安心養病。
我沒有表态。
“随想”繼續發表，内地報刊經常轉載它們，關于我的小道消息也愈傳愈多。
仿佛有一個大網迎頭撒下。
我已經沒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了，隻好站直身子眼睜睜看着網怎樣給收緊。
網越收越小，快逼得我無路可走了。
我就這樣給逼着用老人無力的叫喊，用病人間斷的歎息，然後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館”來。
為什麼會有人那麼深切地厭惡我的《随想錄》？隻有在頭一次把“随想”收集成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
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七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随想”“文法上不通順”，又缺乏“文學技巧”。
不用我苦思苦想，他們的一句話使我開了竅，他們責備我在一本小書内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原來都是為了“文革”。
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為什麼内地版的《真話集》中多一篇《鷹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