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周年紀念日。
六年前的光景還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那一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
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于紙筆。
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裡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着面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
我痛苦地想，難道給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仿佛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
我索性放下筆，什麼也不寫了。
六年過去了。
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并不糊塗，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
最近我經常去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
在大廳裡，我想起許多事情。
同樣地奏着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了人的大廳轉到隻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裡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體告别。
我記起了《家》裡面覺新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珏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
”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麼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
我站在死者遺體旁邊，望着那張慘白色的臉，那兩片咽下千言萬語的嘴唇，我咬緊牙齒，在心裡喚着死者的名字。
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為什麼不讓我先死？我想，這是多麼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麼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紙牌，還掃過馬路。
究竟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
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為她是我的妻子。
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後門她才住進醫院。
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願意改造思想，她願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
這個願望總不能說是癡心妄想吧。
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
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
但是我并未挨過打，她卻挨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以後才褪盡。
她挨打隻是為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去，請民警同志出來幹預。
那裡隻有一個人值班，不敢管。
當着民警的面，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裡。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
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給人當做“罪人”和“賤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家。
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雲都消散了。
我有什麼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
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要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
我喚她，她也喚我。
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
”或者再加一句：“堅持就是勝利。
”我說“日子難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裡，我每天在“牛棚”裡面勞動、學習、寫交代、寫檢查、寫思想彙報。
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
從外地到“作協分會”來串連的人可以随意點名叫我出去“示衆”，還要自報罪行。
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理“牛棚”的“監督組”随意決定。
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裡來，高興拿什麼就拿走什麼。
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衆性批鬥和電視批鬥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她說“日子難過”，因為她給兩次揪到機關，靠邊勞動，後來也常常參加陪鬥。
在淮海中路“大批判專欄”上張貼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給寫出來“示衆”，不用說“臭婆娘”的大名占着顯著的地位。
這些文字像蟲子一樣咬痛她的心。
她讓上海戲劇學院“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上還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
幸好當天夜裡我兒子把它撕毀。
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人們的白眼，人們的冷嘲熱罵蠶蝕着她的身心。
我看出來她的健康逐漸遭到損害。
表面上的平靜是虛假的。
内心的痛苦像一鍋煮沸的水，她怎麼能遮蓋住！怎麼能使它平靜！她不斷地給我安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
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上面對我的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