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
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協分會”，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們家，她總是擡不起頭。
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沉重的打擊。
我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回到家裡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菜。
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做了“作協分會”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
真是當頭一棒！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
她端着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
飯後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處。
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
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
我後來發現她躺在床上小聲哭着。
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
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在我的眼前。
我多麼願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甯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願！
二
我聽周信芳同志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做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體鱗傷。
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
”蕭珊并未受到這種新式體罰。
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别人當皮球打來打去。
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
其實這是她一片癡心，結果隻苦了她自己。
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麼痛心。
我勸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點也沒有用。
她常常問我：“你的問題什麼時候才解決呢？”我苦笑着說：“總有一天會解決的。
”她歎口氣說：“我恐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
”後來她病倒了，有人勸她打電話找我回家，她不知從哪裡得來的消息，她說：“他在寫檢查，不要打岔他。
他的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
”等到我從五·七幹校回家休假，她已經不能起床。
她還問我檢查寫得怎樣，問題是否可以解決。
我當時的确在寫檢查，而且已經寫了好幾次了。
他們要我寫，隻是為了消耗我的生命。
但她怎麼能理解呢？
這時離她逝世不過兩個多月，癌細胞已經擴散，可是我們不知道，想找醫生給她認真檢查一次，也毫無辦法。
平日去醫院挂号看門診，等了許久才見到醫生或者實習醫生，随便給開個藥方就算解決問題。
隻有在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才有資格挂急診号，或者還可以在病人擁擠的觀察室裡待上一天半天。
當時去醫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難，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車來，讓她坐在車上，他慢慢地推着走。
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輪車去看病，看好門診回家雇不到車了，隻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來，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隻得請求行人到我們家通知。
她一個表侄正好來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
她希望拍一張X光片子查一查腸子有什麼病，但是辦不到。
後來靠了她一位親戚幫忙開後門兩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腸癌。
以後又靠朋友設法開後門住進了醫院。
她自己還很高興，以為得救了。
隻有她一個人不知真實的病情，她在醫院裡隻活了三個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裡照料病人。
最多也不到一個月。
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願意把她丢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的一個“工宣隊”頭頭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幹校去。
我回到家裡，她問起來，我無法隐瞞。
她歎了一口氣，說：“你放心去吧。
”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她。
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
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裡，有什麼用！“留在家裡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隻說機關不同意，後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
我還能講什麼呢？明天回幹校去！
整個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
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個插隊落戶的兒子在我們房間裡出現了，他是昨天半夜裡到的。
他得到了家信，請假回家看母親，卻沒有想到母親病成這樣。
我見了他一面，把他母親交給他，就回幹校去了。
在車上我的情緒很不好。
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我在幹校待了五天，無法同家裡通消息。
我已經猜到她的病不輕了。
可是人們不讓我過問她的事情。
這五天是多麼難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