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魇一般的日子終于過去了。
六年仿佛一瞬間似的遠遠地落在後面了。
其實哪裡是一瞬間！這段時間裡有多少流着血和淚的日子啊。
不僅是六年，從我開始寫這篇短文到現在又過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經常在火葬場的大廳裡默哀，行禮，為了紀念給“四人幫”迫害緻死的朋友。
想到他們不能把個人的智慧和才華獻給社會主義祖國，我萬分惋惜。
每次戴上黑紗、插上紙花的同時，我也想起我自己最親愛的朋友，一個普通的文藝愛好者，一個成績不大的翻譯工作者，一個心地善良的人。
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裡有我的淚和血。
她是我的一個讀者。
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見面。
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們兩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我們在貴陽結婚。
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不到二十，對她的成長我應當負很大的責任。
她讀了我的小說，給我寫信，後來見到了我，對我發生了感情。
她在中學念書，看見我以前，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回到家鄉住了一個短時期，又出來進另一所學校。
倘使不是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
她同我談了八年的戀愛，後來到貴陽旅行結婚，隻印發了一個通知，沒有擺過一桌酒席。
從貴陽我和她先後到了重慶，住在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門市部樓梯下七八個平方米的小屋裡。
她托人買了四隻玻璃杯開始組織我們的小家庭。
她陪着我經曆了各種艱苦生活。
在抗日戰争緊張的時期，我們一起在日軍進城以前十多個小時逃離廣州，我們從廣東到廣西，從昆明到桂林，從金華到溫州，我們分散了，又重見，相見後又别離。
在我那兩冊《旅途通訊》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生活的記錄。
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評我：“這算什麼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後，另一位朋友認為我不應當把它們也收進去。
他們都有道理，兩年來我對朋友、對讀者講過不止一次，我決定不讓《文集》重版。
但是為我自己，我要經常翻看那兩小冊《通訊》。
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裡、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
”的确，隻有在她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别了。
”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
但是我并沒有好好地幫助過她。
她比我有才華，卻缺乏刻苦鑽研的精神。
我很喜歡她翻譯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說。
雖然譯文并不恰當，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風格，它們卻是有創造性的文學作品，閱讀它們對我是一種享受。
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不願做家庭婦女，卻又缺少吃苦耐勞的勇氣。
她聽一個朋友的勸告，得到後來也是給“四人幫”迫害緻死的葉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學》“義務勞動”，也做了一點點工作，然而在運動中卻受到批判，說她專門向老作家組稿，又說她是我派去的“坐探”。
她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徑，要求參加“四清”運動，找人推薦到某銅廠的工作組工作，工作相當忙碌、緊張，她卻精神愉快。
但是到我快要靠邊的時候，她也被叫回“作協分會”參加運動。
她第一次參加這種疾風暴雨般的鬥争，而且是以反動權威家屬的身份參加，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她張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擔心，又為兒女的前途憂慮。
她盼望什麼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們離開了她，“同事們”拿她當做箭靶，還有人想通過整她來整我。
她不是“作協分會”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員，可是仍然被“勒令”靠邊勞動、站隊挂牌，放回家以後，又給揪到機關。
過一個時期，她寫了認罪的檢查，第二次給放回家的時候，我們機關的造反派頭頭卻通知裡弄委員會罰她掃街。
她怕人看見，每天大清早起來，拿着掃帚出門，掃得精疲力盡，才回到家裡，關上大門，吐了一口氣。
但有時她還碰到上學去的小孩，對她叫罵“巴金的臭婆娘”。
我偶爾看見她拿着掃帚回來，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負罪的心情，這是對她的一個緻命的打擊。
不到兩個月，她病倒了，以後就沒有再出去掃街（我妹妹繼續掃了一個時期），但是也沒有完全恢複健康。
盡管她還繼續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複自由。
這就是她的最後，然而絕不是她的結局。
她的結局将和我的結局連在一起。
我絕不悲觀。
我要争取多活。
我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在我喪失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
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攙和在一起。
一月十六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