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藝術家，我隻能說是文藝的愛好者。
其實嚴格地說，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說我是寫家倒更恰當些。
“寫家”這兩個字是老舍同志在重慶時經常使用的字眼，那個時候還沒有見過“作家”這個詞組。
我們曾被稱為“小說家”。
記得一九三三年上海《東方雜志》征文欄發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書面意見，兩個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說家”的頭銜。
老舍同志不用“小說家”的稱呼而自稱“寫家”，隻能說是他很謙虛。
我稱自己為寫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話，我隻是寫寫罷了。
對于寫作之道和文學原理等等，我是說不清楚的。
最近有幾位法國漢學家到我家裡做客，閑談起來，一位年輕的客人知道我就要着手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問我倘使寫成它将是一部什麼主義的作品。
我回答說我寫小說連提綱也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寫什麼主義的作品，我隻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傾吐我真摯的感情。
至于我的小說屬于什麼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的現實主義？或者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應當由讀者和評論家來講話。
作為“寫家”，我講不出什麼。
但作為讀者，我還是有發言權，對自己的作品也好，對别人的作品也好。
因此對寫作的事情，對具體的作品，我還是有自己的意見。
我并不敢說自己的看法正确，但有時候我也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它們和評論家甚至“長官”的高見不同，我也會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兩年有一兩位過去在《上海文學》或《收獲》做過編輯的朋友對我說，張春橋在上海“做官”的時候，對他們罵過我。
我又想起在批鬥我的會上有人“揭發”刊物編輯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張春橋的責備。
當時張春橋是被認為“無産階級革命左派”，是“好人”，他罵了我就說明我是“反動派”，是“壞人”。
在“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藝也好，作家也好，都應當是他們的馴服工具。
他們随便胡說什麼，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們照辦。
我記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來潮，說出版社的首要任務是“出人”。
出版社不出書，卻出人，那麼學校幹什麼呢？可是徐某某是“長官”，大家都要學習他的“新的提法”。
本來是胡說，一下子就變成了“發展”。
“三突出”、“三陪襯”等等的“三字經”不也是這一類的胡說嗎？想想看，一個從事創作的人發明了種種的創作方法來限制自己，等于在自己的周圍安置了種種障礙，除了使自己“行路難”之外，還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又如張春橋過去大吹“寫十三年”①的“高見”，北京有人剛剛表示懷疑，他就大發脾氣。
他在上海的時候，你要反對“大寫十三年”，那可不得了。
其實誰也知道這種“高見”并不高明，也無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
我還記得還有一位主張“寫十三年”的“長官”，有人請他看話劇，他問，“是不是寫十三年的？寫十三年的，我就去看。
”不幸那出戲偏偏比十三年多兩三個月。
他一本正經地說：“不是寫十三年的，我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