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并不是笑話。
上面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見的。
雖然請看戲的人和被請看戲的人都已離開人世，但那位隻看“寫十三年”的人因為是“長官”，人死了，餘威猶在，還可以吓唬一些人。
的确有一些人習慣了把“長官意志”當做自己的意志，認為這樣，既保險，又省事。
所以張春橋和姚文元會成為“大理論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權威”。
當然這有許多原因，張、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兩根大棒。
難道這和“既保險、又省事”的人生哲學就沒有一點關系嗎？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
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我家裡的确有按照“長官意志”寫成的小說，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結合”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
所謂“三結合”，說清楚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活”，一個人“出技巧”，一個人“出思想”。
聽起來好像我在說夢話，但這卻是事實。
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聽見上海惟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說過今後要大大推廣這個方法。
最後他還訓了我幾句。
他早就認識我，第一次當官有了一點架子，後來靠了邊，和我同台挨批鬥，偶爾見了面又客氣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臉不認人。
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權，的确大大地推廣了“三結合”的創作方法。
那個時期他們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幫”的私貨強加給作者。
反正你要出書，就得聽我的話。
于是到處都是“走資派”，“大寫走資派”成風。
作者原來沒有寫，也替他硬塞進去，而且寫進去的“走資派”的級别越來越高。
我說句笑話，倘使“四人幫”再多鬧兩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隻好在《封神演義》裡去找“走資派”了。
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寫了大、小“走資派”以後來不及出版，“四人幫”就給趕下了政治舞台。
“走資派”出不來了，怎麼辦？腦子靈敏的人會想辦法，便揪出“四人幫”來代替，真是“戲法人人會變”。
于是我們的“文壇”上又出現了一種由“反走資派”變為“反四人幫”的作品。
這樣一來吹捧“四人幫”的人又變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
“長官”點了頭，還有什麼問題呢？即使讀者不買賬，單單把書向全國大小圖書館書架上一放，數目也很可觀了。
可能還有人想：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了不起的“創舉”呢！
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寫家”再說幾句：為什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現了文藝活躍的局面，魯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許多作品相繼問世，而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文藝園中卻隻有“一花”獨放、一片空白，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或則擱筆改行，或則給摧殘到死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