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繼續談友誼。
裡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從那裡帶走的是另一種回憶。
我第一次來到裡昂。
我在日記裡這樣寫着：“七點半到達裡昂（機場）。
來接的人不少，還獻了花。
某夫人帶着她兩個女兒開車把我送到沙瓦旅館。
”某夫人是當地友協的一位成員，她的兩個“女兒”中一個叫克勒爾，另一個叫杜偉鳳，是來了不久的中國留學生，寄宿在夫人的家裡，夫人把她當親閨女看待，叫她做“女兒”。
杜偉鳳不過十八九歲，同夫人母女相處得很好。
某夫人送我們到旅館，同我們照了相，又把我們接到一家中國菜館萬福樓去。
我原以為隻是“共進晚餐”，沒有想到飯店樓上三張長桌都坐滿了人，大約四十位左右。
我們好像在這裡過節日，談笑、祝酒，毫無拘束，仿佛舊友重逢，也不知從哪裡來的那麼多的話！一直談到午夜，大家才想到結束。
還有少數人來得較晚，但也在這裡待了兩個多小時。
還是那位夫人把我送回旅館，我因為這個歡樂的聚會一再向她緻謝。
她帶着兩個“女兒”走了。
第二天我沒有再見到她們。
不到傍晚，我就坐上了飛巴黎的客機。
我多麼想再見她們一面，小姑娘似的杜偉鳳和她的法國“母親”在一起不正是我們兩國人民友誼的最好的象征嗎？
在裡昂我們待了不到一天。
我們參觀了中法大學的舊址，參觀了十九世紀的大教堂，參觀了古羅馬劇場的廢墟；我們看了絲織博物館，看了過去絲織工人居住的地區，了解了過去絲織工人的鬥争；我們遊覽了現代化的商業中心，參觀了現代化的圖書館。
短短的大半天的時間裡，我們從古羅馬跑到本世紀後半葉五光十色的噴泉。
每時每刻我們都受到親切、熱情的接待。
現代化的建築和設備，壯麗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動使我眼花缭亂。
但是牽系住我的心的還是深厚的友情。
在裡昂也有兩份報刊的記者來采訪，那是兩位年輕姑娘，我沒有機會讀到她們的報道或者文章，但是我覺得我是在同兩個謙虛的學生親切交談。
我的确應當感謝許多見過面和不相識的朋友的友好的語言和善意的鼓勵。
就是對偶爾在報刊上出現的挖苦和不實之詞，我也把它們當做對我的“鞭策”。
譬如有人諷刺我寫了那些關于“戰鬥友誼”的報告文學，有人責怪我解放後沒有發表長篇小說。
我也曾反複思考，心平氣和地做過解釋。
沒有寫長篇小說，隻是因為我想丢開那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我要歌頌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
我錯就錯在我想寫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并沒有充分的時間和适當的條件使不熟悉的變為熟悉，因此我常常寫不出作品，隻好在别的事情上消磨光陰。
這說明知識分子的改造十分艱巨。
我自己應當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