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國之前完全沒有想到，在法國十八天中間，我會看見那麼多的中國人。
各種各樣的中國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過着各樣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思想，站在不同的立場。
他們穿不同的服裝，發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職業。
我們參加過巴黎三個大學（第三、第七、第八）中文系的座談會和招待會，會上見到他們；我們出席過在弗納克書籍超級市場裡舉行的和讀者見面會，會上見到他們；我們出席過法中友協的座談會，在那裡也見到他們。
有些人好像真是無處不在，不過我也沒有想過避開他們。
我過去常說我寫小說如同在生活，我的小說裡的人物從來不是一好全好，一壞到底。
事物永遠在變，人也不會不變，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的思想也并不是一潭死水。
所以我想，即使跟思想不同的人接觸，隻要經過敞開胸懷的辯論，總可以澄清一些問題。
隻要不是搞陰謀詭計、别有用心的人，我們就用不着害怕，索性擺出自己的觀點，看誰能說服别人。
離開了祖國，我有一個明顯的感覺：我是中國人。
這感覺并不是這一次才有的。
五十二年前我就有過。
我們常常把祖國比做母親。
祖國的确是母親，但是過去這位老母親貧病交加、朝不保夕，哪裡管得了自己兒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
出了國境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覺得有一雙慈愛的眼睛關心地注視着我。
好像丹東講過類似這樣的話：人不能帶着祖國到處跑。
我不是這麼看法。
這次出國訪問使我懂得更多的事情。
不管你跑到天涯地角，你始終擺脫不了祖國，祖國永遠在你的身邊。
這樣一想，對于從四面八方來到巴黎的中國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
在他們面前我熱情地伸出手來，我感覺到祖國近在我的身旁。
祖國關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遊子。
他們也離不開祖國母親。
即使你入了外國籍，即使你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即使你在某國某地有産業，有事業，有工作，有辦法，吃得開，甚至為子孫後代做了妥善的安排，倘使沒有祖國母親的支持，一旦起了風暴，意想不到的災禍從天而降，一切都會給龍卷風卷走，留給你的隻是家破人亡。
這不是危言聳聽，一百年來發生過多少這樣的慘劇和暴行。
幾十萬、上百萬的華僑和華裔越南“難民”今天的遭遇不就是最有力的說明嗎？過去華僑被稱為海外孤兒。
我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搭船去馬賽，在西貢、在新加坡上岸閑步，遇見中國人，他們像看到至親好友那樣地親熱。
這種自然發生的感情是長期遭受歧視的結果。
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狗》，小說中的我會“在地上爬，汪汪地叫”，會“覺得自己是一條狗”，難道作者發了神經病？我寫過一篇散文《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章裡有人說：“為什麼我的鼻子不高起來，我的眼睛不落下去……？”難道我缺乏常識，無病呻吟？不！在那些日子裡一般的中國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們是不會忘記的。
今天重讀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寫的短篇《人》，我又記起那年四月裡的一場噩夢，那天淩晨，好幾個東京的便衣警察把我從中華青年會宿舍帶進神田區警察署拘留到當天傍晚。
我當時一直在想：要是他們一輩子不放我出來，恐怕也沒有人追問我的下落，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一個“孤兒”。
今年四月三十日傍晚我們中國作家代表團在巴黎新安江飯店和當地僑胞會見，我們感謝華僑俱樂部的盛情招待。
出席聚餐會的人有好幾十位，但據說也隻是要求參加的人中間的一部分。
席上我看見不少年輕人的臉，我也見到那位從日内瓦趕來的女編輯，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外甥女，她想了解一些祖國的情況，但是我們的法國主人已經無法為我們安排會談的時間了。
還有不少的年輕人懷着求知心到這裡來，他們需要知道這樣或者那樣的關于祖國的事情，總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這個聚餐會上，反正我們一行五個人，每個人都可以解答一些問題。
這個聚會繼續了三個多小時，我或者聽，或者講，我感到心情舒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