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悼念中島健藏先生的文章裡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虹橋機場送别的事。
那天上午離滬返國的，除了中島夫婦外，還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幾位日本朋友。
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島、井上兩位贈送的書，回到家裡，十一點半上床，睡不着，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記》，裡面有一篇《壺》，講到中日兩位作家（老舍和廣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床上讀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現那兩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麼善良的人，尤其是老舍，他那極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極其悲慘的結局，我一個晚上都夢見他，他不停地說：“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
”總之，我睡得不好。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賓館陪中島先生和夫人去機場。
在機場貴賓室裡我拉着一位年輕譯員找井上先生談了幾句，我告訴他讀了他的《壺》。
文章裡轉述了老舍先生講過的“壺”的故事，①我說這樣的故事我也聽人講過，隻是我聽到的故事結尾不同。
别人對我講的“壺”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壺。
乞丐并沒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占有這隻壺，每天一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
我說，老舍富于幽默感，所以他講了另外一種結尾。
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樣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會抱着壺跳樓。
他也不會把壺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間。
那天我們在貴賓室停留的時間很短，年輕的中國譯員沒有讀過《壺》，不了解井上先生文章裡講些什麼，無法傳達我的心意。
井上先生這樣地回答我：“我是說老舍先生抱着壺跳樓的。
”意思可能是老舍無意摔破壺。
可是原文的最後一句明明是“壺碎人亡”，壺還是給摔破了。
有人來通知客人上飛機，我們的交談無法繼續下去，但井上先生的激動表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訴同行的佐藤女士：“巴金先生讀過《壺》了。
”我當時并不理解為什麼井上先生如此鄭重地對佐藤女士講話，把我讀他的文章看做一件大事。
然而後來我明白了，我讀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一九六七年）和開高健先生的得獎小說《玉碎》（一九七九年）。
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同志的悲劇的死亡，他們似乎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
在國内看到懷念老舍的文章還是近兩年的事。
井上先生的散文寫于一九七○年十二月，那個時候老舍同志的亡靈還作為反動權威受到批鬥。
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裡也沒有骨灰。
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
我最初聽到老舍同志的噩耗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那是造反派為了威脅我們講出來的，當時他們含糊其辭，也隻能算做“小道消息”吧。
以後還聽見兩三次，都是通過“小道”傳來的，内容互相沖突，傳話人自己講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負責。
隻有在虹橋機場送别的前一兩天，在衡山賓館裡，從中島健藏先生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聽見老舍同志的死訊，他說是中日友協的一位負責人在坦率的交談中講出來的。
但這一次也隻是解決了“死”的問題，至于怎樣死法和當時的情況中島先生并不知道。
我想我将來去北京開會，總可以問個明白。
聽見中島先生提到老舍同志名字的時候，我想起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在人民大會堂同老舍見面的情景，那個上午北京市人民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争的大會，我和老舍，還有中島，都參加了大會的主席團，有些細節我已在散文《最後的時刻》中描寫過了，例如老舍同志用敬愛的眼光望着周總理和陳老總，充滿感情地談起他們。
那天我到達人民大會堂（不是四川廳就是湖南廳），老舍已經坐在那裡同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王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