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
據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裡,隔壁人家養了小狗,它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它。
“文革”期間,城裡發生了從未見過的武鬥,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别處躲了一段時期。
後來他回來了,大概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裡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鬥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
批鬥結束,他走不動,讓專政隊拖着他遊街示衆,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土,口裡發出呻喚。
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
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着他奔去。
它親熱地叫着,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舐舐,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
别人趕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邊。
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着傷殘的身子走開了。
地上添了血迹,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
藝術家給關了幾年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斤肉去看望那隻小狗。
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壞以後,回到家裡什麼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
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遷去,想把他養的小狗送給我,因為我家裡有一塊草地,适合養狗的條件。
我答應了,我的兒子也很高興。
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幹幹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它有什麼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隻前腳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
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
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于他我毫無所知。
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
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斯包弟”。
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
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
夜晚籬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它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着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确有點刺耳,但它也隻是叫幾聲就安靜了。
它在院子裡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裡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幾個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
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
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做客,對日本産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
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
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讨一點骨頭回去喂包弟。
一九六二年我們夫婦帶着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
它天天這樣,從不厭倦。
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别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我仿佛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