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
據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裡，隔壁人家養了小狗，它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它。
“文革”期間，城裡發生了從未見過的武鬥，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别處躲了一段時期。
後來他回來了，大概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裡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鬥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
批鬥結束，他走不動，讓專政隊拖着他遊街示衆，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土，口裡發出呻喚。
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
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着他奔去。
它親熱地叫着，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舐舐，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
别人趕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邊。
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着傷殘的身子走開了。
地上添了血迹，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
藝術家給關了幾年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斤肉去看望那隻小狗。
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壞以後，回到家裡什麼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
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遷去，想把他養的小狗送給我，因為我家裡有一塊草地，适合養狗的條件。
我答應了，我的兒子也很高興。
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幹幹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它有什麼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隻前腳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
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
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于他我毫無所知。
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
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斯包弟”。
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
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
夜晚籬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它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着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确有點刺耳，但它也隻是叫幾聲就安靜了。
它在院子裡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裡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幾個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
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
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做客，對日本産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
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
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讨一點骨頭回去喂包弟。
一九六二年我們夫婦帶着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
它天天這樣，從不厭倦。
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别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我仿佛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