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好久，我就想寫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貧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濺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沒有動筆，因為我一則害怕麻煩，二則無法擺脫我那種“拖”的習慣。
時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
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氣這樣冷我這一生也少見，夜已深，坐在書桌前，接連打兩個冷噤，腿發麻，似乎應該去睡了。
我坐着不動，仍然在“拖”着。
忽然有什麼東西燒着我的心，我推開面前攤開的書，埋着頭在抽屜裡找尋什麼，我找出了一份剪報，是一篇複印的文章。
“黎烈文先生喪禮……”這幾個字迎面打在我的眼睛上，我痛了一陣子，但是我清醒了。
這材料明明是我向别人要來的，我曾經想過我多麼需要它，可是我讓它毫無用處地在抽屜裡睡上好幾個月，仿佛完全忘了它。
我也很可能讓它再睡下去，一直到給扔進字紙簍送到廢品回收站，倘使不是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來。
我過去常說我這一生充滿着矛盾，這還是在美化自己，其實我身上充滿了缺點和惰性，我從小就會“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緊牙關跟自己鬥争，我什麼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說寫小說了。
那麼我怎麼會在深夜找出這份關于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随想》裡引用過的一句話來解釋：“我從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裡學到了交朋友、愛護朋友的道理。
”當初講了這句話，我似乎感到輕松，回國以後它卻不斷地燒我的心。
我作訪日總結的時候并沒有提起這樣一個重大的收獲，可是靜下來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麼、又拿出了什麼；我是怎樣交朋友、又怎樣愛護朋友。
想下去我隻是感到良心的譴責，坐立不安。
于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屜裡的那份材料。
是這麼一回事。
我記不清楚了，是在什麼人的文章裡，還是在文章的注釋裡，或者是在魯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有人寫道：曾經是魯迅友好的黎烈文後來堕落成為“反動文人”。
我偶然看到了這句話，我不同意這樣随便地給别人戴帽子，我雖然多少知道一點黎的為人和他的情況，可是我手邊沒有材料可以說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來替他講一句公道話，（那時他還活着，還是台灣大學的一位教授。
）這樣，流言（我隻好說它是“流言”）就繼續傳播下去，到了“四人幫”橫行的時期，到處編印魯迅先生的文選，注釋中少不了“反動文人黎烈文”一類的字句，這個時候我連“不同意”的思想也沒有了，我自己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我看到魯迅先生的作品選集就緊張起來，仿佛又給揪到批判會上，有人抓住我的頭發往上拉，讓台下的聽衆可以看到我的臉。
這就是使我感到奇恥大辱的兩種“示衆法”。
它們的确讓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隻有身曆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
自己嘗夠戴帽子的滋味，對别人該不該戴帽子就不會漠不關心；自己身上給投擲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濁水。
所以我的問題初步解決以後，有一次“奉命”寫什麼與魯迅先生有關的材料，談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說據我所知黎烈文并不是“反動文人”。
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過台北，去過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兒子都是我的熟人。
黎當時隻是一個普通的教授，在台灣大學教書，并不受重視，生活也不寬裕。
我同他閑談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參加我們的談話，他并未發表過反動的意見。
他是抗戰勝利後就從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報館當二三把手，不久由于得罪上級丢了官，就到台灣大學，課不多，課外仍然從事翻譯工作，介紹法國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裡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給我編在《譯文叢書》裡出版的。
雨田也搞點翻譯，偶爾寫一兩篇小說，我離開台北回上海後，烈文、雨田常有信來，到上海解放，我們之間音信才中斷。
我記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還從台北寄了一首挽詩來，大概是七絕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時”，語意十分明顯。
一九四七年黎還到過上海，是在我去過台北之後，住了半個多月，回去以後還來信說：“這次在滬無憂無慮過了三星期，得與許多老朋友會見，非常痛快。
”他常到我家來，我們談話沒有拘束，我常常同他開玩笑，難得看見他發脾氣。
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談起烈文，我就說同他相處并不難，他不掩蓋缺點，不打扮自己，有什麼主意、什麼想法，都會暴露出來。
有什麼丢臉的事他也并不隐瞞，你批評他，他隻是微微一笑。
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始終沒有發現他有過反動的言行，怎麼能相信或者同意說他是反動文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