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說，我的意見沒有受到重視，因為在我的身上還留着别人投擲的污泥；而且要給一個人平反、恢複名譽，正如我們的一句常用語：“要有一個過程”，也就是說要先辦一些手續，要得到一些人的同意，可是誰來管這種事呢？
不久我就聽說烈文病故，身後蕭條，但也隻是聽說而已。
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遇見一位在報社工作的朋友，聽他談起雨田的情況，我才知道烈文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就已離開人世，雨田帶着孩子艱苦地過着日子，卻表現得十分堅強。
我托朋友給我找一點關于他們的材料，并沒有結果。
後來我偶爾看到幾本香港出版的刊物，有文章介紹台灣出來的作家，他們都用尊敬的口氣談起他們在台大的“黎烈文老師”，這件事給我留下深的印象。
去年有一個年輕的華僑作家到我家來訪問，我提起黎的名字，她說他們都尊敬他，她答應寄一篇文章給我看看。
她回到美國不久文章果然寄來了，就是那篇《黎烈文先生喪禮所見》。
我收到它的當時沒有能認真地閱讀就給别的事情打岔，隻好拿它匆匆地塞進抽屜裡，以後想起來翻看過一次，也有較深的印象，但還是無法解決雜七雜八的事情的幹擾，過兩天印象減淡，很快就給擠進“遺忘”裡去了。
在“四害”橫行之前十幾年中間我也常常像這樣地“混”着日子，不以為怪。
在“四人幫”垮台之後再這樣地“混”日子，我就漸漸地感到不習慣、感到不舒服了。
我的心開始反抗，它不讓我再“混”下去。
早已被我忘卻了的亡友的面貌又出現在我的眼前。
于是我開了抽屜，不僅是打開抽屜，我打開了我的心。
我和烈文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三年，他還在編輯《申報》的《自由談》副刊。
他托人向我約稿，我寄了稿去，後來我們就認識了。
但是我和他成為朋友卻是在一九三五年年尾，我從日本回來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工作的時期。
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們就相熟到無話不談了。
那時幾個熟人都在編輯文學雜志，在《作家》（孟十還主編）、《譯文》（黃源主編）、《文季月刊》（靳以主編）之後，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刊也創刊了。
這些人對文學和政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緻，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情，就是對魯迅先生的敬愛。
烈文和黃源常去魯迅先生家，他們在不同的時間裡看望先生，出來常常對我談先生的情況，我有什麼話也請他們轉告先生。
據我所知，他們兩位當時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
魯迅先生從來不發号施令，也不向誰訓話，可是我們都尊重他的意見。
先生不參加“文藝家協會”，我們也不參加，我還有個人的原因：我不習慣出頭露面，不願意參加社會活動。
“文藝家協會”發表了一份宣言，不少的作家簽了名。
魯迅先生身體不好，沒有能出來講話，我們也沒有機會公開表示我們對抗日救亡的态度。
有一天下午烈文同我閑談，都認為最好我們也發一個宣言，他要我起草，我推他動筆，第二天我們碰頭，各人都拿出一份稿子，彼此謙讓一陣，烈文就帶着兩份稿子去見魯迅先生。
他在先生那裡把它們合并成一份，請先生簽上名字，又加上《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這個标題，再由他抄錄幾份，交給熟人主編的刊物《作家》、《譯文》、《文季月刊》分頭找人簽名後發表出來，因此各個刊物上簽名的人數和順序并不相同。
這就是《宣言》“出籠”（“文革”期間習用的語言）的經過，可以說這件事是他促成的。
過三個多月魯迅先生離開了我們，我和烈文都在治喪處工作，整天待在萬國殡儀館，晚上回家之前總要在先生棺前站立一會，望着玻璃棺蓋下面那張我們熟悉的臉。
或者是烈文，或者是另一個朋友無可奈何地說一聲：“走吧”，這聲音我今天還記得。
後來我們擡着棺木上靈車，我們擡着棺木到墓穴，有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把我和烈文一起拍出來的，這大概是我們在一起拍時惟一的照片了，而且我也隻是在當時的報刊上看見，那些情景今天仍然鮮明地留在我的腦子裡。
這以後又過了兩個月，在上海出版的十三種期刊，被國民黨政府用一紙禁令同時查封了。
其中有《作家》和《文季月刊》。
《中流》半月刊創刊不久，沒有給刀斧砍掉，烈文仍然在他家裡默默地埋頭工作，此外還要照顧他那無母的孩子。
刊物在發展，讀者在增多，編輯工作之外他還在搞翻譯，出版不久的《冰島漁夫》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的注意。
但是不到一年，“八·一三”日軍侵犯上海，全面抗戰爆發，刊物停頓，他也待不下去，我們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