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絕非傳世之作。
不過我自己很喜歡它們，因為我說了真話，我怎麼想，就怎麼寫出來，說錯了，也不賴賬。
有人告訴我，在某雜志①上我的《随想錄》（第一集）受到了“圍攻”。
我願意聽不同的意見，就讓人們點起火來燒毀我的《随想》吧！但真話卻是燒不掉的。
當然，是不是真話，不能由我一個人說了算，它至少總得經受時間的考驗。
三十年來我寫了不少的廢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當時的勞動模範忽然當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勞動”，又不做“模範”；說假話、搞特權、幹壞事倒成了家常便飯。
過去我寫過多少豪言壯語，我當時是那樣歡欣鼓舞，現在才知道我受了騙，把謊言當做了真話。
無情的時間對盜名欺世的假話是不會寬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還有人要求作家歌頌并不存在的“功”、“德”。
我見過一些永遠正确的人，過去到處都有。
他們時而指東，時而指西，讓别人不斷犯錯誤，他們自己永遠當裁判官。
他們今天誇這個人是“大好人”，明天又罵他是“壞分子”。
過去辱罵他是“叛徒”，現在又尊敬他為烈士。
本人說話從來不算數，别人講了一句半句就全記在賬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也不臉紅。
他們把自己當做機器，你裝上什麼唱片，他們唱什麼調子；你放上什麼錄音磁帶，他們哼什麼歌曲。
他們的嘴好像過去外國人屋頂上的信風雞，風吹向哪裡，他們的嘴就朝着哪裡。
外國朋友向我發過牢騷：他們對中國友好，到中國訪問，要求我們介紹真實的情況，他們回去就照我們所說向他們的人民宣傳。
他們勇敢地站出來做我們的代言人，以為自己講的全是真話。
可是不要多長的時間就發現自己處在尴尬的境地：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變來變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
外國人重視信用，不會在思想上跳來跳去、一下子轉大彎。
你講了假話就得負責，賴也賴不掉。
有些外國朋友就因為販賣假話失掉信用，至今還被人抓住不肯放。
他們吃虧就在于太老實，想不到我們這裡有人靠說謊度日。
當“四人幫”圍攻安東尼奧尼的時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讀到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文章。
當時我還在半靠邊，但是可以到郵局報刊門市部選購外文“左派”刊物。
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幫”那一套鬼話，我看見中國人民越來越窮，而“四人幫”一夥卻大吹“向着共産主義邁進”。
報紙上的宣傳和我在生活中的見聞全然不同，“四人幫”說的和他們做的完全兩樣。
我一天聽不到一句真話，偶爾有人來找我談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
我憐憫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麼容易受騙。
事情過了好幾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還是右，也可能還有人揪住他不放松。
這就是不肯獨立思考而受到的懲罰吧。
其實我自己也有更加慘痛的教訓。
一九五八年大刮浮誇風的時候我不但相信各種“豪言壯語”，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說謊吹牛。
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丢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的罪行；從此就不以說假話為可恥了。
當然，這中間也有過反複的時候，我有腦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