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會思索，有時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
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藝界的一次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
就隻有那麼一點點“勇氣和責任心”！就隻有三幾十句真話！它們卻成了我精神上一個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
果然，“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還在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海作家協會的大廳裡就貼出了“興無滅資”的大字報，揭露我那篇“反黨”發言。
我回到上海便誠惶誠恐地到作家協會學習。
大字報一張接着一張，“勒令”我這樣，“勒令”我那樣，貼不到十張，我的公民權利就給剝奪幹淨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發生的事。
我當時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後來說，我仿佛受了催眠術，也不一定很恰當。
我腦子裡好像隻有一堆亂麻，我已無法獨立思考，我隻是感覺到自己背着一個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裡，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
腦子裡沒有是非、真假的觀念，隻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來越大。
最後認為自己是不可救藥的了，應當忍受種種災難、苦刑，隻是為了開脫、挽救我的妻子、兒女。
造反派在批鬥會上揭發、編造我的罪行，無限上綱。
我害怕極了。
我起初還分辯幾句，後來一律默認。
那時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種符咒。
造反派批鬥我的時候經常罵一句：“休想撈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
我不僅把這個符咒挂在門上，還貼在我的心上。
我決心認真地改造自己。
我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為了“超度亡靈”，請了和尚來誦經，在大廳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閻羅的圖像。
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過十個殿，受盡了種種酷刑，最後轉世為人。
這是我兒童時代受到的教育，幾十年後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後的三年中間，我就是這樣地理解“改造”的，我準備給“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鍋”，受盡懲罰，最後喝“迷魂湯”、到陽世重新做人。
因此我下定決心咬緊牙關堅持到底。
雖然中間有過很短時期我曾想到自殺，以為眼睛一閉就毫無知覺，進入安靜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毀譽無損于我。
但是想到今後家裡人的遭遇，我又不能無動于衷。
想了幾次我終于認識到自殺是膽小的行為，自己忍受不了就讓給親人忍受，自己種的苦果卻叫妻兒吃下，未免太不公道。
而且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哪裡摔倒就在哪裡站起來。
”我還癡心妄想在“四人幫”統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
那些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起初把假話當做真理，後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為了“改造”自己，後來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後來假話當假話說。
十年中間我逐漸看清楚十座閻王殿的圖像，一切都是虛假！“迷魂湯”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腦子清醒，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
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
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為它卻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人隻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