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彥同志在介紹“牛棚”（和“勞動營”）生活經驗的文章裡提到關于“腹地”的批判。這件事我早已忘記，翻看西彥的文章，“腹地”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這是一九六九年年尾或者一九七○年年初，在松江辰山發生的事。我們起初在那裡參加“三秋”勞動，幹完了本來要回上海，但由于林彪的所謂“一号命令”就留了下來，等到第二年年初，我們文化系統在奉賢縣修建的五·七幹校建成後，直接搬到那裡去。當時我們借住在一所小學校裡面，靠邊的人多數住在一起，就睡在土地上，隻是墊了些稻草。除了勞動外，我們偶爾還參加班組學習，就是說同所謂“革命群衆”，同“造反派”在一起學習。也就是在這種“學習”的時間裡，“造反派”提出我在一九三一年寫的一篇短文裡用過的一句話：“我們（應當）去的地方是中國的腹地，是民間……”他們解釋說，腹地是指“心腹之患”的地方，在一九三一年這就是蘇區，蘇區是國民黨政府的“心腹之患”。因此他們揭發我“鼓動青年到蘇區去搞破壞活動”。他們要我寫交代和檢查。
多麼可怕的罪名！幸而當時我已經不那麼迷信神了，否則一塊大青石會壓得我粉身碎骨。我的文章的題目是：《給一個中學青年》，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短簡》裡面，後來又給編印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裡。“九·一八”沈陽事變後，一個中學生寫信問我：“該怎麼辦？”我回答說：第一，我們沒有理由悲觀；第二，年輕人還有讀書的權利，倘使不得不離開學校，應該去的地方是中國的腹地，是人民中間。文章裡有這樣一整句話：“我們的工作是到民間去，到中國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農村。”我的意思很明白，而且，對于“腹地”兩個字《辭海》（一九三七年版）裡就有這樣的解釋：“猶雲内地；對邊境而言也。”我不承認所謂“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釋。我幾次替自己辯護，都沒有用。在我們那個班組學習會上我受到了圍攻。隻有一個人同意我的說法：腹地是内地。他就是文學評論家孔羅荪，當時也是“牛鬼蛇神”，還是很早揪出來的一個，據說問題不小，當然沒有發言權。隻是在别人問他“腹地”二字如何解釋的時候，他回答是内地。不用說他因此挨了訓。
班組學習會上不能逼我承認反黨罪行，造反派就召開全連批判會。會前兩位“革命左派”找我談話，要我老實交代、承認罪行，并對我進行威脅。我已經看透了那些用美麗辭藻裝飾的謊言，忽然感到一陣惡心，我堅持腹地隻有一個解釋：内地。但是在批判會進行的時候，發言人接連問我：“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區？”我忽然感到厭倦，我不想堅持了，就說“是”。他接着問：“你以前為什麼不承認？”我遲疑一下回答道：“以前我害怕。”他得意，他們都得意。他們勝利了。我放棄了鬥争，我疲倦，我甘願倒下去、不起來了。但這隻是我當時的一種想法。
批判會結束，靠邊的人奉命到“牛棚”開會談感想。隻有羅荪同志表面上有點狼狽相，他替我辯護，我自己反而承認了，投降了。我一方面在他面前感到慚愧，但另一方面聽着大家的責罵，我倒覺得腦子清醒多了。剛才召開的哪裡是對我的批判會？明明是造反派在台上表演。一層一層地剝下自己的面具，一個個都是騙子。
于是我開始有了另一種想法：“偉大的中國人民難道會讓騙子們長期橫行下去嗎？”這以後我經常用這問句問自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全連批判會開過後不到一個星期，本市報紙和《人民日報》上都刊出一條國際消息，講到“以色列腹地”。再過兩三天又出現了另一條類似的消息。在這兩處“腹地”都是作為“内地”解釋的。我把兩條消息抄錄在筆記本上，心裡想以後也許用得着它們，卻不曾想到從此再也沒有人提起“腹地”了。
十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