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王西彥最近在《花城》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我們一起在“牛棚”裡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題是《煉獄中的聖火》，這說明我們兩個人在“牛棚”裡都不曾忘記但丁的詩篇。不同的是，我還在背誦“你們進來的人，丢開一切的希望吧”②，我還在地獄裡徘徊的時候，他已經走向煉獄了。“牛棚”裡的日子，這種荒唐而又殘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憶的。讀了西彥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彥所說，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剛在機場送走了亞非各國的作家，“就被當做專政對象，關進了‘牛棚’。”他卻是第一個給關進上海作家協會的“牛棚”的，用當時的習慣語，就是頭一批給“抛出來的”。他自己常說，他在家裡一覺醒來，聽見廣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會上上海市長點了他的名，頭銜是“反黨、反革命分子”。他就這樣一下子變成了“牛”。這個“牛”字是從當時（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來的。“牛鬼蛇神”譯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這個字眼。我被稱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從未搞過“反黨”、“反革命”的活動。但是看到“興無滅資”的大字報，人們說我是“精神貴族”，是“反動權威”；人們批判我“要求創作自由”；人們主張：“無産階級對資産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我就逐漸認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認罪服罪”的，我和西彥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頂。他的罪名本來不大，因為“頂”，他多吃了好些苦頭，倘使“四人幫”遲垮兩三個月，他很有可能給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協會的“牛棚”裡，我同西彥是有分歧的，我們不便争吵，但是我對他暗中有些不滿意。當時我認為我有理，過兩年我才明白，現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錯。我們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麼相信。舉一個例子，我們在“牛棚”裡勞動、學習、寫交代，每天從大清早忙到晚上十點前後，有時中飯後坐着打個盹，監督組也不準。西彥對這件事很不滿，認為這是有意折磨人，很難辦到。而且不應照辦。我說既然認真進行“改造”，就不怕吃苦，應當服從監督組的任何規定。我始終有這樣的想法：通過苦行贖罪。而據我看西彥并不承認自己有罪，現在應當說他比我清醒。讀他的近作，我覺得他對我十分寬容，當時我的言行比他筆下描寫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會忘記自己的醜态，我也記得别人的嘴臉。我不贊成記賬，也不贊成報複。但是我決不讓自己再犯錯誤。
十年浩劫決不是黃粱一夢。這個大災難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關系，我們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個能說服人的總結，如何向别國人民交代！可惜我們沒有但丁，但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勵朋友：“應該寫！應該多寫！”
當然是寫真話。
十月四日